Page 49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price），买卖双方都能获利的价格，自然的市场因此又是真之场所（site
of truth），是“证实—证伪治理实践的场所”。 从这一市场逻辑出发，好治
理的标准不再是公道，而是真（Foucault，2008a：30-33； 福柯，2018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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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曾经作为治理标准之一的法律和伦理被逐出治理领域， 产生了类
似上文讨论的资产阶级清理封建社会中社会底层“非法行动”空间的效
果，即贫富分化和弱者生存机会流失。第二，生命权力是一种并非“法定
限制”（ legal limitation）的“事实限制”（de facto limitation），“尽管在某一
时刻法律不得不将之改编为不得违反的规则形式，但无论怎么说，说它
是一种事实限制就意味着如果治理恰巧撇开这种限制、 越过为它设置
的各种边界，仍不会被剥夺其基本权利。 说存在一种治理实践的事实限
制就意味着即使忽视这一边界也不会是非法的、篡权的治理，而顶多是
一种未能做正确之事的笨拙的、不恰切的治理”（ Foucault，2008a：10； 福
柯，2018a：15）。 也就是说，治理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知
识体系内在地决定的，法律虽然是生命权力的重要工具，但并非不可或
缺的工具，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被放弃。 这样，法律保护个人自由的功能就存
疑了。 第三，如前所述，生命权力关注的不是个别的生命，而是作为整体
的人种（human race），不是个别化（individualizing）而是大众化（massifying），
“ 人口”成为政治问题、生物学问题和权力问题，但“人口”这一集合体
概念，从未进入以契约为中心的权利的视野（Foucault，2003b：240-247；
福柯，1999b：226-233）。 而且，生命权力的平均类型的推展消隐了个人
生命的独特价值，人作为特立独行的个体消失了，个人的家庭生命、社
会生命、伦理生命、政治生命、自由意志被化约为平均的生物特质，化约
为同质化的趋利避害、斤斤计较的利益主体，其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的
权利被淹没。 所有这些，同“人是目的”的自然权利说背道而驰。 质言
之，自由主义治理术虽然部分地起到了与“卢梭之路”异曲同工的催生
个人自由的效果，但其“个人自由”只是韦伯所说的“自由劳动力”（free
labor）（Weber，1950：277），而非完整的自由个体；更为重要的是，生命权
力同时在侵犯人的实质自由权利， 只不过由于知识的掩饰、 其高调的
“自由” 申张以及治理技术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作为集合体的“大众”，不
是监禁而是统计和调控人口和物的变动趋向， 故其同自由和权利的冲

9. 不仅如此，即使像康德这样的法理学家，他提出的永久和平也不是通过法律（law）而
是通过自然来保证的（ Foucault，2008a：61； 福柯，2018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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