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经济学之诞生为中心的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Foucault，2007：106； 福
柯，2010：89-90）。 这似乎意味着重商主义治理艺术的成果悖论性地宣
告了自身的过时，因为在重商主义的设计中，主权与领土的关系是基础
性的，是统领经济、道德和行政管理的框架和网络，主权与现代流通结
合，主权国家、领土国家和商业国家叠加，相互强化，在严格的主权体系
中通过商业实现经济发展的最大化（ Foucault，2007：14-15； 福柯，2010：
11）。 治理技术的这一转变将主权与治理的关系推到火山口，“我不想
说，这种治理艺术成为政治科学的时候，主权就停止其角色扮演了。 相
反，我想指出的是，主权问题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时刻变得如此尖锐，这
是因为， 怎样从各种主权理论中推演出治理艺术不再像在 16 和 17 世
纪时期那样是一个问题，相反，考虑到治理艺术的存在和运用，现在的
问题变为我们能给作为一个国家之象征的主权提供何种司法形式、制
度形式和法律基础”（ Foucault，2007：106； 福柯，2010：90）。 当“领土”不
再是治理的关注点时，“主权” 在治理中就退居二线了。 而且，“节省的
治理”（frugal government）（Foucault，2008a：28； 福柯，2018a：38） 质疑 了
主权者的总体性能力，“看不见的手”是“经济人的相互关联……它使得
经济人作为个体性的利益主体，在整体中行动（ function），这个整体既迷
惑他又为其利己主义选择的合理性奠定基础”。 当每一个人只考虑自身
利益时，公共善（ public good）才可能达成，若这一顺序颠倒，则会出错。
有鉴于此，亚当·斯密强调，个人应该有知而主权者必须无知，“经济学
中没有主权者”，或者说“不存在经济主权者”，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总体
性或者统一主权者的学科， 它所关注的是每一个作为利益主体的个体
主权者。但进一步看，即使是作为“经济人”的个体也难以成为稳定的主
权者，“经济学悄悄逃离了在国家内部操演主权的主权者的法律形式
……正是因为众多经济利益主体的不可总体化的多样性同法律主权者
的总体化单位之间本质上势不两立的说法， 自由主义获得了其现代形
态”。总之，“从 18 世纪起，政治—法律世界同经济世界就呈现为异质的
和不可调和的世界”（Foucault，2008a：283-284； 福柯，2018a：372-373）。
虽然主权没有在政治经济学中消失，但治理与主权的位置发生了颠倒，
主权被包裹在治理实践中，而不再像昔日那样是治理的主体、理由和直
接动力，或者说，“主权”的内涵发生了极大萎缩，退出了经济领域。 总
之，当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经济人”视为总体性和根本性的人性，

·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