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权的维存，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主权的虚化。 集体主权的维护是从效果上
来看的。 纪律权力预先区分了正常和异常，对异常者进行关押和教化，
目 的是“保 卫 社会”（Foucault，2003b； 福 柯 ，1999b），这 个 被 保 卫 的“社
会”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生产秩序，另一方面与集体主权必然会有某些
叠合之处。 但是，主权与纪律的异质性——
—前者的标准是合法与非法，
后者的标准是正常和异常，前者依赖的是法律，后者依赖的是知识———
决定了纪律的各种权力技术与话语在捍卫主权的同时必然侵入权利，
各种正常化程序（normalizing procedures）必然日益支配和渗透诸法律程序，
将社会演变成为“追求正常化的社会”（ normalizing society）（Foucault，2003b：
38-39； 福柯，1999b：35）。
对纪律意义上的正常化的追求，无论是在具体机制还是在效果上，
都是对个人主权权利的伤害和虚化。 这种伤害和虚化通常难以被识别，
其根源不仅在于法律的“伪善”，也在于知识这一“人造话语”（ arbitrating
discourse）对纪律权力运作的基本支撑。 知识被认为是中立的，科学性让
它变得更为神圣，任何人都难以意识到其生产和扩张权力的效应，而只
是单纯地拥抱它，故而它能够轻松地进入属于人的权利的各个领域。 最
为典型的知识是医学，“正是在医学的扩张中， 我们看到了各种纪律机
制同法权原则之间的持续交换或冲突，而非连接或减弱。 医学的发展，
行为、行为举止模式、话语、欲望等的总体上的医学化，正在纪律和主权
相 遇 的 完 全 异 质 的 前 沿 层 面 发 生 ”（Foucault，2003b：39； 福 柯 ，1999b：
35-36）。 甚至，父母主动地成为纪律权力进入家庭成员的代理人（肖瑛，
2022）。
五、 反自由的自由：自由主义治理术及其危机

如果说管治国家是无远弗届的， 纪律机制为了保卫社会的自由必
然伤害个人的自由，那么，在 18 世纪中期，一种“新的治理理性”（Foucault，
2007：347； 福柯，2010：）开始萌生，它一反管治国家的传统，而主张限
制治理的边界，福柯（Foucault，2008a：61； 福柯，2018a：78）称其为“自由
主义治理艺术”（liberal arts of government），“新治理术在 17 世纪时还想
着能被一种详尽无遗和统一的管治计划所充满，但现在，它发现自己处
在一种不得不将经济认定为自然领域（domain of naturalness）的情境中：它
不得不去管理人口；它还得去组织尊重自由的法律体系；最后它还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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