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阶级的财产权。 因此， 根据契约来打击这类行为当然需要诉诸司法体
系，由此导致的作为管治权力的教养体系被整合进司法体系，塑造出惩
罚社会。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司法手段的有效化，无产阶
级非法活动的形式也从“破坏”转向“浪费/不守纪律”（disspation），即对
工厂生产机器的逃避，亦即逃避劳动，主要方式有旷工、迟到、怠惰、寻
欢作乐、纵情酒色、流浪，等等，在 19 世纪还出现了失业者和罢工，一言
以蔽之，就是不珍惜身体、家庭与社会秩序。“浪费”作为非法现象，比
“破坏”严重得多，因为它更容易采取集体形式，也更易于扩散，并蜕变
为拒绝工业劳动的生存方式，由此对市场和雇主构成压力。 这些现象很
难被归入违法（ infraction）范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产阶级经济不
可或缺的自由劳动市场的伴生物，故而很难组织起一个可以将它们纳入违
法行为的司法体系（ Foucault，2015：188-191； 福柯，2016：167-171）。
为应对“浪费/不守纪律”等非法行为，资产阶级采取了新的治理策
略，福柯称之为刑罚的道德化（moralization of penality）。 这一策略比刑罚
机器更为紧密和广泛，是将生活方式刑罚化的机制（mechanism of penalization
of existence），即社会底层的生活方式被弥散的、日常化的刑罚所规定，
超刑罚的扩张（para鄄penal extensions）先于司法机器而被引入社会体，将
大众生活（popular life）纳入整个奖惩互动体系中。 具体措施包括：工人
档案 （worker’s record book），一个工人若无老雇主提供的工作档案就难
以被再次雇佣； 在 1810 年前后出现了赋予储蓄存折以道德功能的现
象；在纯粹控制或事实层面控制醉汉的措施，醉酒者唯有改过自新后才
能被再次雇佣，等等（Foucault，2015：193； 福柯，2016：172-173）。
将生活方式刑罚化的机制不仅表现为具体措施的多样性， 而且表
现为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进行与罪行无关的调查（inquiry），这其实是
对个人总体的和先验的怀疑。 这是一种不间断的、无休无止的、渐进的
和累积性的考验（test），也就是对个人的检查（examination）。 检查每时每
刻都施加一种控制和压力，跟随个人的步伐去查看（see）是合格（regular）还
是不合格、是井井有条还是放浪形骸、是正常还是异常。由此，整个社会
变成了一个不是由司法来控制，而是将司法弥散在日常、复杂和深层次
的惩罚体系的社会（Foucault，2015：196； 福柯，2016：174-175）。 这个惩
罚体系是微观的，由一系列奖惩游戏和间接的司法刑罚游戏构成，并缓
慢地进入了经济机制（Foucault，2015：193； 福柯，201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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