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机构（Foucault，2015：205-215； 福柯，2016：186-190）。
扣押机构或者说整个纪律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的原型是监狱。
前文说过监狱被司法体系收编成为惩罚社会的重要工具，有意思的是，
在刑事体系中完善和精细化后， 监狱在 19 世纪重回管治机器的角色，
成为纪律社会的核心标识。 到今天，无论是工厂、医院，还是学校、军
营，都是监狱的模拟，整个社会蜕变成一座“监狱之城”（carceral city）或
曰“监狱网络”（carceral network）：
监狱之城连同其想象的“地理—政治”被各种迥异的原则
管理……监狱之城的模型不是国王的身体以及由此释放的各
种权力，也不是各种意志的契约性集合（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
的身体由此得以产生），而是对各种不同性质和层次的因素的
战略性分配。 监狱不是法律、法典或司法机器的产儿，不附属
于法庭， 不听命于法庭想要达到的结果的宣判的或灵活或笨
拙的工具。 相反，法庭外在并臣服于监狱。 在它（监狱）所占据
的中心位置，它（监狱）并不形单影只，而是同整个“监狱”机制
相联系。 这些机制以抚平痛苦、治愈和安慰为目标，因此看起
来与监狱完全不同，但都像监狱一样，以操演这一正常化权力
（ power of normalization） 为目的。 （Foucault，1991：307-308； 福柯 ，
1999a：353）
“监狱之城”就是一个“全景敞视社会”（panoptic society）（Foucault，
1991：301； 福柯，1999a：345）， 是权力在社会中实践的基本机制， 知识
也从这种机制中被提取、提炼，然后返回权力实践场域。 总之，监狱就
是“社会形式”（Foucault，2015：227； 福柯，2016：201）。
（三）纪律机制对个人主权权利的殖民
综上所述，治理首先是在包括司法制度、机构和行动在内的法律范
畴之外诞生和运作的，但治理机制也会被法律所吸收，反过来，治理在
吸收法律的养分来扩张自己的权力实践地盘和能力。 除此之外，以上论
述还透露了纪律社会中法律与治理的根本性矛盾，即自由（权利）与纪
律的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从其发轫之始就一方面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发
展出自由竞争以及包括自由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自由市场理论诉求，另
一方面又必须依赖国家建立纪律权力，形塑纪律社会，让工人的生活全
面适应于生产时间（ Harcourt，2015：293； 哈考特，2016：260-261）。“自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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