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并不得不被法典所激活或补充。 （Foucault，2003b：37； 福 柯 ，
1999b：34）
这段文字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主权”的具体内涵在绝对主
义君主制建立之后发生的变化， 从君主主权向集体主权即主权者从君
主个人向民主制产生的集体主权者转变， 对个人主权的尊重和保护是
集体主权的逻辑结果，也是集体主权的动因；二是主权的民主化既需要
法律来确认和保护，也呼吁纪律机制的积极作为，由此，主权和法律成
了纪律机制的保护色， 保护着纪律机制悄无声息地反噬主权特别是个
人主权权利。
（一）破坏：监禁—惩罚组合的形成
前文已指出，治理权力主要表现为管治权力，是在国家主权集中化
进程中形成的，与军队、法律一起构成新的国家镇压体系；管治是在司
法权力之外展开的，不属于刑事体系。但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国家机器
接管了管治国家的强制体系，到 1820 年代的末期，国家机器完全取代
了管治权力曾经担负的责任，强制体系被刑事体系（penal system）收编。
这样，刑事体系也成了教养体系（penitentiary system），国家司法机器额
外地扮演了矫正者和教养者的角色，福柯（ Foucault，2015：139-140； 福
柯，2016：125-126）称这种社会为“惩罚社会”（punitive society）。
惩罚社会可以理解为法律对治理的全面接管，即司法替代了治理。
惩罚社会的形成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历史背景密切关联。 在绝对主
义君主制时代，国王不仅以神授之名高高在上地掌握着国家主权，建立
了军队和行政体系来执行命令和保卫主权， 而且自觉扮演臣民之父的
角色，以道德与慈爱的方式同臣民互动。 后一方面的典型形式是国王封
印密札， 密札要经过底层民众的主动申请才能发出， 多以监禁形式执
行，但监禁并不发生在监狱，而是发生在宗教场所、医院、私人寄宿所、
管教所，被监禁者表示悔恨后，监禁就会解除。 国王封印密札不是绝对
主义君主权力对平民的过多干预，而是扎根于家庭和地方的道德共识，
排斥疯子、病人等不正常的人。 这种刑罚与教化的分离，为底层预留了
“活着”的空间，即他们从事非法活动（illegalism）却不被司法体系猎杀
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底层即使在困乏年代亦有存活的机会。 这是前文
所说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之“宽容”的表现。而且，发轫时期的资产阶级也
利用这类空间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以便绕过封建制和绝对主义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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