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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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其次表现在主权与治理在方式上的本质差别，如前所述，主
权与法律是绝对一体的，但“治理的目的内在于它所指导的事，存在于
对它所指导的诸过程的完善、最大化或强化中，治理的工具也会变成比
诸法律更多样化的策略”（ Foucault，2007：99； 福柯，2010：84）。 如果说
主权是一种价值，主权理论只关注“在权力的绝对支出基础上建立绝对
权 力 ， 但 不 能 用 最 小 支 出 的 最 大 效 益 来 计 算 权 力 ”（Foucault，2003b：
36； 福柯，1999b：33）的话，治理就是目的理性的，为达到目的，可以寻
求各种可行的策略，此乃“治理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并不是说治理无视了主权问题。如前所述，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主
权维护，其来源 也 是 主权，治理“就 像 法 律，源 自 王 室 权力 ”（ Foucault，
2007：339； 福柯，2010：304）。 其实践也以主权之名展开，譬如法国的国
王封印密札，就是“以国王之名对主权者权力的运用”，其效果比单纯的
法律操作好，因为它倚靠平民（civilians）的主动性来实践，构成了“一个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循环过程”，实现了那些未曾有机会同统治阶
级分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阶层与王室权力的互动， 照顾到了某些地方
利益和特殊利益， 因此被认为是“宽容的”（ tolerated）（Foucault，2015：
128； 福柯，2016：115）。 由此可见，主权在指引治理的方向和方式，并给
治理限制了边界：“只要主权是主要问题，主权制度还是基本制度，只要
权力的操演被当成主权的操演， 治理艺术就不能以特立独行和自主的
方式发展”。 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治理艺术都被囚禁在各种行政君主
制形式中，即使号称“国家的科学”（science of the state）的统计学在 17
世纪已经涌现，理论上应该有助于权力操演的理性化，但依然被束缚在
行政君主制的牢笼中（Foucault，2007：100-102； 福柯，2010：85-86）。
主权对治理的这种规定和限制，在重商主义时代格外突出。重商主
义作为一种治理术，同管治国家的建立和运行有着内在一致性。 原因之
一在于重商主义没有真正走出君主主权与国家理由之间的分别， 而是
将之混为一谈。 首先，主权构成治理的基本背景，重商主义就是在主权
的背景墙下展开治理想象和实践的。 一方面，“重商主义是作为一种治
理实践的权力操演的第一次合理化， 也是关于国家的知识开始形成并
第一次被运用于各种治理策略”；另一方面，“重商主义之所以被堵塞和
中断恰恰是因为它把主权者的实力当作自己的基本目标”。 换言之，重
商主义虽然重视国家的富裕， 但更殚精竭虑于主权者的财富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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