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弗届受到质疑和批判。 二是指以个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为目标
的自然法理论。
自然法理论及其不可移易的自然权利宣称（认为），主权
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背自然权利，随后出现了契约理论：
为设立一个主权者，个体们参与制定契约，契约由主权者必须
遵守的条款组成。 正是以这个契约和构成该契约的条款的实
现为基础，主权者才成为主权者。在英国而非法国，还有一种主权
者与臣民达成同意的理论，即为组成一个国家并使其现实化，
主权者承诺可为和不可为的事情。 这是整个历史—司法反思
的一部分……这一反思提出了一种历史宣称：长期以来，王室
权力都未曾成为绝对主义政府（ absolute government），无论是实
施统治的理由还是建立主权者与其臣民之关系的理由， 根本
上都不是国家理由，而是像贵族和军队领导这类人之间达成的
一种交易，根据交易，后者在战时抑或战后较短一段时间承担
起军队指挥职责。 国王应是这类原初法律场景的产物，只是他
后来滥用了这一场景，推翻了这些历史性的原始法律，现在是
时候恢复它们了。 （Foucault，2008a： 8-9； 福柯，2018a：12-13）
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系统地发展出自然权利
和契约理论来想象一个国家的构成以及主权者与臣民/公民之关系的
理论，要到 17—18 世纪即福柯所谓的古典时期才出现，其代表人物是
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卢梭。 福柯在这里提及的自然法和自然权
利学说以法国大革命试图践行的“卢梭之路”（ Rousseau’s approach）为代表。
这一路径从“法律的古典形式出发”，先是“明确属于每个个人的自然的
或原始的权利，然后明确在何种条件下、基于何种理由、根据何种理念
的或历史的程序，权利的限制和交换才是可被接受的。 它也明确哪些权
利一个人可以同意放弃，哪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任何可能的政府或政治
政体下都是不可剥夺的”。 大革命对这种自然法理论的接受使其成功地
占据了国家公法（ public law）的位置，替代了 17—18 世纪的公法，后者
的基本问题是君主主权的奠基、主权者的合法性（legitimacy）条件即主
权者的权利得以合法操演的条件（ Foucault，2008a：39；福柯，2018a：51）。
换言之，在同王室权力合体并成就绝对主义君主制之后，主权学说被延
伸到对个人自然权利的建构、解释和法律化中，从而形成了两种相互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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