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就有权采取引渡、 驱逐和监禁等手段来处理危险人口（Foucault，2015：
124； 福柯，2016：112-113）。 之所以如此，一是行政国家的国家机器相
对独立于主权者， 这使得它们有机会以国家理由和主权者代理人的角
色来获得自己行动的正当性，进而为自己增能扩权；二是跟治理与法律
的分工有着密切联系。 治理的目的是与各个被治理者相称的，治理对象
的多样化决定了治理目的的多样化，如果说法律主要适用于人的话，那
么治理要处置的是“事”（ things），其方式不是法律而是策略（tactics），或
是尽可能地把法律当作策略来使用， 以达到各种特定目的（Foucault，
2007：99； 福柯，2010：84）；法律关注的是持久的、确定的大事，管治则
关注瞬息万变的琐碎小事， 具有权变性和权宜性；“相较于法律的一般
功能，管治有其特殊性”，如管治的方式是调控（ regulatory），“我们正处
在无限调控的世界中，处在永恒、持续更新、越来越事无巨细地调控的
世界中”（Foucault，2007：340； 福柯，2010：304-305）；治理处理的是不违
法但在地方微观权力结构中不被接受的行为，如夫妻不忠、放荡、情绪
不 稳 定 ， 等 等 （Foucault，2015：128； 福 柯 ，2016：116）。 由 此 一 来 ， 治
—
理——主要表现为“管治”———作为调控臣民行为的公共权力实践，目
标可以涉及臣民的生命、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生产、商品价格，等等，
几乎无所不至、无微不至，它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无需根据法
律规则来自我矫正。 总之， 纯粹国家理由 制 度 中的治理术是 无 止 境
（interminable）、无终点、无限制的（unlimited），而且是彻底的行政管理意
义上的，这构成 18 世纪末“管治国家”的基本特质（Foucault，2008a：37；
福柯，2018a：49）。 在管治国家中，法律被治理术刺穿和渗透甚至虚化是
不言而喻的。
最后是主权同治理的一致和分离。 17 世纪中叶，无论是“三十年战
争”的偃旗息鼓还是镇压内乱的成功，都促成了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
家主权集于国王一身，国王成为王国内一切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来源。 从
这个角度说，国家理由和治理与主权者的主权权利是一致的，国家理由
就是主权权利，治理服从于主权权利和法律。 但从权力实践角度看，二
者 还 是 不 可 规 避 地 走 向 了 分 裂 ，“治 理 与 主 权 泾 渭 分 明 ”（Foucault，
2007：98； 福柯，2010：83）。 这首先表现在主权与治理的主体不同，前者
是专属于国王的，后者则被归于行政国家的相关部门，即“国王统治但
不 治 理 ”， 甚 至 ，“治 理 比 主 权 更 为 基 础 ”（Foucault，2007：76； 福 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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