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义发展相适应，故到 19 世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政治体系得到充分发
展和最终完成后， 该镇压体系的很多内容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
接受或改造，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其制度化最终通过法院、管治、监狱和
刑法典等形式得以实现（ Foucault，2019：106； 福柯，2019：146）。
国家镇压机器的形成，一方面同主权的中央集中化同步，另一方面
在主权者之外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家。 在福柯的论述中，国家不只是一
个主权单位，还是一个治理的主体，一个自我治理的主体，国家存续于
治理实践中。 治理必须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国家要将自身分解为各种组
成要素，如国王、主权者、管治副官、君主的财富、国王的财富、法律、领
土等，并且要对这些要素各自的性质及其联系进行想象、分析和明确。
总之，“国家就是理解所有这一系列已经建成的公共机构和现实要素的
框架”。 国王既作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又作为国家的治理者，相比于作为
主权者的神圣性， 其性质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国王之独特角色的性质
的明确不再是根据上帝或拯救人，而是根据国家：他是管治副官、法官，
等等”。 这就是国家的“治理理性”（ governmental reason）。 国家自我治理
的目标不是国家之外的东西，而是国家自身，是为了让国家长期保持完
善，不被颠覆和分裂，国家是它进行自我治理的理由，此即“国家理由”
（ state reason）（Foucault，2007： 285-289； 福柯，2010：254-257）。 当然，国
家基于“国家理由”对自身的理性治理之终极目标还必须追溯到国家主
权的完善和稳固上，只是主权问题在治理中退居幕后了。
（二）“三十年战争”与国家理由
从主权到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当然不只是各个欧洲国家内部
权力集中化使然， 还有一个直接的外部原因， 那就是欧洲国际格局在
16—17 世纪发生的变动，特别是 1618—1648 年的宗教战争即“三十年
战争”及其带来的被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一系列国际条约。
“ 三十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诸侯国之间的宗
教信仰矛盾（天主教和新教），而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支持新教诸侯
国参战将这一宗教战争的焦点从“教派纷争”引向“民族利益”（加德纳，
2019：243）。“三十年战争”带给欧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关于“欧
洲”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战前甚至战中的“欧洲”被想象为由基督教普世
神召维系的统一“单元”（unit）， 战争就是因天主教与新教对这个普世
神的理解出现严重分歧，为了捍卫各自理解和坚守的普世神召而起。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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