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方式被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向国王集中；三是君主权力的丰富，在既
有的军事和司法权力之上增加了镇压权力，后者不受前两者的约束；四
是由于中间层的贵族、法官、教士权力的削弱，国王同其臣民之间的联
系紧密化，国王能够且必须履行为臣民主持正义、反击他们的敌人以保
护臣民、镇 压 臣 民叛乱等 职 能（ Foucault，2019：69；福柯，2019：98-99）。
新国家镇压体系的诞生就是国家的诞生， 因为组织镇压的部门不再是
封建的，而是专门的国家行政部门（administrative body）（Foucault，2019：
86； 福柯，2019：119），国王掌握主权，但预防性的镇压职能由国家行政
部门来执行。 换言之，国王不再作为法律和军队的首脑，而是由国家的
有形部门来决策并执行决策。 关键在于，在这一行政模式中，国家通过
一系列法律自我展示，这些法律约束所有个人并因此也约束其自身（除
去国家理由）；对于臣民而言，这意味着要听从以所有人的名义且名正
言顺地适用于所有人的（财政的、经济的、司法的、军队的）决定（特殊情况
除外）（ Foucault，2019：87-88； 福柯，2019：121-122）。 到此时，“行政国
家”（administrative state）基本成型（Foucault，2019：93； 福柯，2019：130）。
当然，塞吉埃留下的新国家镇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镇压脱离
地方力量， 二是镇压体系预防叛乱的手段仍捉襟见肘（Foucault，2019：
101； 福柯，2019：139）。 为此，必须在塞吉埃的基础上，以行政国家的方
式来建立直接镇压机器： 在大法官这个临时职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机
构，包括司法总督（intendant）、管治（police）总督和财政总督，负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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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各项命令；建立两种新制度，一是管治， 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
级，地方层级设立管治副官（police lieutenant），二是引渡（extradition）、监 禁
（confinement/imprisonment）或放逐制度（deportation/banishment），在不破坏
财富的前提下清理边缘/危险人口（Foucault，2019：94； 福柯，2019：130-
132）。 至此，新的国家镇压机器全面建成，以军事—法律为核心手段的
镇压机器或人口控制（control of populations）机器就被以监禁为核心 手
段的人口清理技术取代（Foucault，2015：124； 福柯，2016：112）。当然，由
于17 世纪封建制继续存留， 新的镇压体系不可能彻底摆脱封建制遗
存。 但是，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该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同资本主

3. 管治是一种不承担军事任务的武装力量，掺杂在大众中，能够直接干预和预防叛乱。
管治的这种便利性是军队做不到的， 又能避免军队干预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Foucault，
2019：95； 福柯，2019：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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