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柯，2019：201-203）。 有了财富的诱惑，“司法机构倾向于将整个自发的
司法领 域 收 入 自己 囊 中”（Foucault，2019：136；福 柯 ，2019：185），由 此 ，
在 10—14 世 纪 形 成 了 “物 资 流 动 必 然 跟 随 权 力 的 集 中 化 倾 向 ”
（ Foucault，2019：152； 福柯，2019：204）。
除了内生性过程———封建地租、武装斗争、独裁主义司法实践之间
的互动（福柯，2019：172；Foucault，2019：234），13—14 世纪的社会危机，
包 括 人 口 急 剧 增 长 和 随 后 的 锐 减 所 导 致 的 大 规 模 群 众 运 动（popular
movements）， 城市和农村爆发的与资产阶级相关的斗争以及军队的哗
变，都迫使封建领主和地方司法支持中央集权化，包括职业军队、雇佣
兵制度、军队和财政的中央集权化以及司法权力向王室集中，如最高法
院（ parlement）与中央集权军队一同产生。 到中世纪末期，王室权力得到
了充分增强，国王集财富、权力和司法于一身，摇身一变成为总体性秩
序（general order）的捍卫者，王国不再局限于国王的领地及通过臣属关
系连结的土地，而是涵括武装力量“控制下的商品、武器和规定的流通
场所”，“是关乎经济、军事、立法秩序之地”，“最初作为封建法庭的议
会成了主权者的器官，成了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Foucault，2019：137、
176； 福柯，2019：186-187、234-239）。 其中，司法权力的中央集中化居
功 至 伟 ，“司 法 实 践 是 王 室 权 力 的 倍 增 器 ”（Foucault，2008a：8； 福 柯 ，
2018a：11-12）。 这特别表现在国王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他（她）不再作为封建领主来实践司法（justice），也不是在封建领主
或相当于封建领主的意义上成为最高司法官（justiciar），他掌握的是“源
于上帝的司法”，“国王作为主权者，是名正言顺（by right）的最高司法
官”（Foucault，2019：176； 福柯，2019：234-239）。国王作为王国主权者的
“权利”超越了尘世的契约忠诚，对接神授。君主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地
位使得“司法的中央集权化”不是指法律支配王室权力，而是“围绕政治
权 力 实 践 的 刑 事 体 系 的 彻 底 重 新 分 配 ”（Foucault，2019：191； 福 柯 ，
2019：260-261），亦即法律及其实践只是王室权力的构成部分和工具，绝
对主义君主制由此初见端倪。
但是，直到 17 世纪早期，绝对主义君主制进程依然处在进行时，国
王与其他力量如贵族、资产阶级以及议会之间的权力争夺尚未终结：一
方面，随着中央集权化进程，社会主要矛盾转到了国王与民众之间；另
一方面， 对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的镇压体系依然是封建性质的（feu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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