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果则是普世神召的解体，宗教信仰走向了自由，国家目标取代了宗教目
标，“欧洲”成了一个有限的地理概念，组成“欧洲”的国家大小不同，禀
赋各异。 其次，“民族国家”初露端倪。 战前欧洲是封建性质的，主权的
继承、国家的合并、领土和财富的转让主要基于血缘和婚姻纽带，“威斯
特伐利亚条约”基本上剪断了血缘脐带，代之以每个国家相对独立的领
土和主权完整。 再次，欧洲平衡（ balance）原则，即强国不能将自己的法
则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原则得以确立，帝国心态的合法性被削弱。 为捍卫
这一平衡原则，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可能增强自身国力，既解决
国内矛盾，又避免因国与国之间势力差距悬殊而使国际关系失衡，另一
方面，弱国之间可以通过联盟来制衡强国。 最后，从各个国家自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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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欧洲平衡的合法性根源是“国家理由”。 !“国家理由”要求国家从
内外两个维度来维持欧洲平衡：对外，国家应该自我限制，以外交为基
本框架，尽量避免刺激邻国，又要发展常备军，为了维护平衡可以发动
战争， 但战争之名一定是敌对国家对欧洲国家间平衡关系的破坏，国
家间的联盟从之前君主的家族联盟转向利益联盟， 由此，“万民法”在
欧洲横空出世；对内，国家能力建设从君主（prince）私人财富的积累转
向民富国强，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内部自我治理的目标，由此形塑出无边
界的管治国家 （police state）（Foucault，2007：286-301； 福柯，2010：257-
272； Foucault，2008a：6； 福柯，2018a：10）。
“三十年战争”不经意地促成了“从王朝对抗到国家间竞争的转变”，开
启了国家围绕对各自整体力量的运用和算计来开展“竞争”的国际格局，力
学（dynamics）原则取代价值和血缘原则，“政治和政治科学与力学问题
相遇”（Foucault，2007：294-295； 福柯，2010：262-263）。 总之，16 世纪到
17 世纪中后期欧洲国家内外部结构的转变，出乎意料地初步建构了历
史上就在踟蹰前行的主权国家和国家理由。 治理从封建制和早期绝对
主义君主制时期的父爱主义转向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理性”，战争
依据也从封建制的“司法行为”转向“国家理由”，即从以捍卫权利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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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借口 转向以保卫和重建平衡为目标的“纯粹外交理由”（Foucault，2007：

4. 与将“国家 理由”视 为马基 雅维利 主义的 一 般 观 点（参 见 ： 李 荣 山 ，2020）不 同 ， 福 柯
（Foucault，2007：364； 福柯，2010：325）认为，马基雅 维利只 是在设 计如何 捍卫君 主权力
和利益，未曾区分国家与君主，因此很难算是“国家理由”的起源。
5. 战争的胜负结果是上帝的裁判（Foucault，2007：301； 福柯，201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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