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利出发、 借道主权者的构成， 以抵达对治理术的限制之目标”（Foucault，
2008a：39； 福柯，2018a：52）。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主权学说及其落地虽
然源于国家（王室）主权学说并与之对立和对应，但是，其同治理的关系
与后者同治理的关系是相反的， 后者曾在治理内部为治理漫无边际的
扩张提供依据，前者则是从治理外部为治理设置边界，“现在，曾经与国
家理由操演的治理关联、内在于王室权力发展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变成
外在的并超出了（这一治理）”（ Foucault，2008a：9； 福柯，2018a：13）。
这里引出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中央集权化和反中央集权化、
申张个人权利和反对个人权利，都是资产阶级的需要，那么，资产阶级
如何应对这些“既要……又要……”的矛盾？ 如何处理权利与权力、法律
与治理之间的矛盾？ 要想解开这些疑团，需要进入新的治理术变迁史中。

四、 纪律对权利与法律的殖民

福柯（Foucault，2003b：35； 福柯，1999b：33）认为纪律权力是一种全
新的权力机制，“有着非常特殊的程序、 全新的工具和全然不同的技艺
（equipment）……同各种主权关系绝对不能相容”。 二者的不相容前文已
有论述，一是绝对权力与权力效率之差别，二是司法体系与正常化之冲
突。但有趣的是，一方面，二者“在绝对意义上构成我们社会中的总体性
权力机制”（ Foucault，2003b：39； 福柯，1999b：36）；另一方面，主权理论
继续作为意识形态和庞大法典背后的组织原则发挥作用：
一方面是因为它在 17 世纪甚至 19 世纪都是用以反对君
主制以及所有阻碍纪律社会之发展道路的持久批判武器，另
一方面是因为该理论以及以之为中心组织的法典， 使得在纪
律机制之上添加一个权利体系成为可能， 这个体系屏蔽了纪
律的各种机制， 抹去了纪律所涉及的支配因素以及各种支配
技术，这样，最终保证每个人能够根据国家的主权来操演他或
她自己的主权者权利（ sovereign rights）。 换言之，不论司法体系
是理论还是法典，都会认可主权的民主化，认可同集体主权相
统一的公共权利之建立， 因为主权的民主化是靠纪律强制的
各种机制来维护的。 简言之，一旦纪律约束不得不作为支配机
制发挥作用， 这些机制是权力在其中实际操演的模式这一点
又被掩盖，那么，主权理论就不得不在司法机器中找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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