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器，而是同医院一样，只是“管治”的工具，是主权者基于“国家理由”在
司法体系之外建立的管治体系的一部分。“监狱，作为所有纪律的集中
化的和严厉的角色， 并不是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之交得以确定下来的
刑 事 体 系 的 内 生 性 因 素 …… 监 狱 来 源 于 纪 律 权 力 固 有 的 各 种 机 制 ”
（ Foucault，1991：255-256； 福柯，1999a：286）， 其 基本 作 用 是 治 疗 和 教
养。在从酷刑到刑罚的改革中，首先，监狱被司法体系收编，一方面继续
担任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则承担关押违法者、剥夺其自由的刑罚功能，
同时将违法犯罪本身作为一种自主运作的、 边界分明的社会现象存封
和隔离开来（ Foucault，2015：150； 福柯，2016：154）。
其次是将违法现象界定为底层阶级的普遍品性。 虽然资产阶级知
识和话语区分了违法者（ deliquents）和非违法者（non鄄deliquents），司法机
器主要面对前者，但其同时认为，无论是违法者还是非违法者都是底层
阶级的一分子，都未被整合进社会，其品性在整体上与现代契约社会格
格不入。 而且，违法者不只是有意同法律作对，也是这个阶级道德缺失的表
现。 因此， 不仅犯人需要通过惩罚来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Foucault，
1991：256； 福柯，1999a：286），整个底层阶级都需要接受再教育进行新
生（ regenerated）和道德化（moralized）。 这样，道德矫正体系就被钉在刑事
体系之上（Foucault，2015：156； 福柯，2016：139），即赋予刑事法庭以道
德教化功能， 教养体系在新的刑事体系下继续运作，“跟随惩罚的所有
体系，必须伴随着一系列刑罚、感化院和再教育场所的监控”（Foucault，
2015：177； 福柯，2016：157）。 监狱在此时扮演的角色不只是以剥夺自
由的方式惩治违法者，还引入基督教、家庭、工厂等因素来教养底层阶
级，为他们回归社会做准备。
因此之故，福柯说，在世纪之交的新刑罚体系中，整个刑事操作吸
收了司法之外的（extra鄄juridical）因素和个人（Foucault，1991：22； 福柯，
1999a：23）。 由此，犯罪学话语开始涌现，它支持从司法—医学角度将被
刑事理论刻画为“社会敌人”的人改写为不成熟、不适应环境、未开化的
人（Foucault，2015：178； 福柯，2016：157）。
（二）浪费/不守纪律：监禁—惩罚组合的转变
从刑事理论向司法—医学角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对
无产阶级非法活动的形式及其原因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在资本主义制
度早期，无产阶级非法活动的主题是“破坏”（depression），直接威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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