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动及其行政管理的各种方式直接继承的东西时，他们的态度有所保留，
有时会对其诞生持批评态度， 但这通常是以其所承认的传统法权观念
和个人特权为参照的。 对他们而言，限制他们看到的日益扩张的王室权
力才是问题。 在这些法学家中，即使是那些批评管治国家的法学家，也
从 来 就没 有出 现 过 任 何 提 出 新 的治理 艺 术的 尝 试 或 努 力 ”（ Foucault，
2007：347； 福柯，2010：310）。 倒是 18 世纪中期以后重农主义强调物的
自然流动、反对重商主义用各种规章进行调节的治理术，带来了对个人
自由的尊重，“自由插入治理术之中， 不仅是作为个人合法反对主权者
或者治理的权力、霸占以及滥用的权利，也已成为治理术自身不可或缺
的要素。 因此，很好地治理的条件就是自由或特定形式的自由得到真正
的尊重。 不尊重自由不仅是在法律上对权利的滥用，而最重要的是对如
何恰切地治理的完全无知”（ Foucault，2007：353； 福柯，2010：315）。一言
以蔽之，新治理艺术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不是法学家而是经济
学家推进的结果，是经济学家推动了政治学家的改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一，“卢梭之路”对于现代治理术的形成毫无
作用，就像上文所指出的，对“主权权利”的捍卫，虽然没有改变治理术
的性质，但至少通过法律、司法和其他相关行动从外部限制了治理术的
无度扩张，虽然这种限制只是工具意义而非本体意义上的；第二，功利
主义治理术分离了法律与治理。 虽然新的治理术拥有“治理合理性的内
部调控”能力，但正如福柯强调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都是公法学
家，这种内部调控能力是通过法律和司法来实现的，需要通过立法和司
法来给治理限定边界，防止其对“自由”这一自然现象的伤害与侵蚀，由
此催生了公法和行政法（Foucault，2008a：41-42； 福柯，2018a：51）；第三，
君主制主权者掌握着其臣民的“生杀予夺”（put to death or let them live）之
权利，生命权力则是“‘促人’活和‘让人’死”（‘make’ live and‘let’ die）的
权利，是通过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来计算人的平均寿命、出生率、死亡
率，运用医学、社会保险等技术来提高平均预期寿命、调控出生率的权
力（Foucault，2003b：241； 福柯，1999b：228），相比之下，生命权力在总体
上保护了人的基本生存权，这同“卢梭之路”在客观上有某些异曲同工
之处；第四，功利主义治理术对市场自由的要求，客观上会促进个人摆
脱原生家庭和其他社会束缚走向独立，其中的表达自由、讨论自由等要
求，在客观上形塑了“自由的个人”，但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权利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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