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理权力在根本上是异质的，“自由”作为“效用”的工具决定了治理权力
随时可以以法律之名反噬权利。 事实上也是如此，后者越来越占据强势
地位，19 世纪初以来， 功利问题日益对法律的所有传统问题形成了包
围，制造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
（二）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
广义角度指权利与权力的矛盾， 狭义角度指为保证某些自然的自由而
必须干预其他的自然的自由。
广义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首先表现为国家主权的虚化。 自
由主义政体虽然修改了国家理由， 从内部限制国家理由对治理实践的
引导， 但并没有质疑国家理由的基础 （ Foucault，2008a：10-22； 福柯，
2018a：14-31）， 这特别表现在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第一种知识类型
重农主义中。 重农主义一方面严厉批评主权者用以实践其经济权力的
所有行政管理规则和调控措施，强调经济代理人必须有自由空间；另一
方面承认政治权力无外部限制，承认专制主义（ despotism），声称“整个
国家的领土都是主权者的财产，或至少可以说，主权者是国家所有土地
的共同产权人，因此也是国家所有土地的共同生产者。 这保证了他们征
税的合法性……主权者作为一个国家土地的共同所有人和土地产出的
共同生产者，同过去一样，在原则、权利和事实上同一个国家的所有产
出和经济活动完全对应”。 为此，重农主义者设计出一套“经济图表”，
帮助主权者掌握经济进程，并基于这一图表发展出相应的经济知识，帮
助主权者认识经济规律。 这样，放任自由同主权者的万能实现共存并相
互协调， 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 政治主权覆盖经济自由（Foucault，2008a：
284-286； 福柯，2018a：374-376）。 但是，重农主义者对自由放任的支持
很难不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
18 世纪人口规模增长、 货币充裕以及农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使治理对象从“领土”（territory）转向“人口”（population）。“人口”在本质
上是一个“经济”（economy）命题，当人口作为一个崭新主题从各种与众
不同的财富因素中涌现时，政治经济学才成为可能。 政治经济学通过人
口、领土与财富之间连续且多重的关系网络，形塑干预经济与人口的独
特新治理艺术，出现了治理术的基本转向，即“从政治科学的治理艺术
和 18 世纪由主权结构支配的政体转向由以人口为中心并因此也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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