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社会的各个维度和层次都被纳入算计和自由放任的市场逻辑时，“主权”
在对内意义和对外意义上都遭受了根本挑战。
广义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其次表现在“自然”对“自由”的
侵蚀上。 重农主义的“自由”一方面是主权者独有的，“主权者借助明智
的法律、有用的建制，通过税收干扰和从镇压中获得的自由……来治理
其臣民的物理生命和道德生命”，另一方面是物理学和自然意义的，譬如即
使人口“是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形成的，也是作为一个生物物种（ species）
发挥作用”（Foucault，2007：22-23； 福柯，2010：17），是自然现象而非社
会现象。 换言之，“自由”指涉的是“自发性”（ spontaneous）这一内部的和
内在的经济过程机制，而未曾包含“个人的司法自由”（juridical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主权者获得这些关于人口和经济的“自发性”规律并依
据其来治理臣民。 总之，重农主义没有为治理提供尊重个人自由和基本
权利的司法框架，对治理权力的限制仅仅依靠经济分析来获得证据，是
故其自然主义 （naturalism） 成分远远多于自由主义成分（Foucault，2008a：
61-62； 福柯，2018a：79）。
政治经济学对“自然”和“自由”的理解接续了重农主义的基本观
点，但在思想上比后者更为体系化。 一般以为，洛克与卢梭有着内在一
致性，他们都关注人的“自然权利”，加上福柯对两种公法路径的区分，
我们会将洛克所在的苏格兰传统接入“卢梭之路”而与亚当·斯密代表
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区别开来。 但福柯不以为然，他将洛克—休谟纳入苏
格兰政治经济学一派。 美国新自由主义对“利益”的界定以及将之放在
理解人的行为的核心位置之做法， 源于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
验主义传统。 洛克将契约理解为作为主体的个人之间就可让渡权利与
不可让渡权利达成的妥协。 休谟接续此观点，认为可让渡的和不可让渡
的权利，说到底都是“利益”。 针对契约一经达成就不得违背的说法，休
谟说，人们遵守契约不是因为它是契约，而是因为契约符合立约者们的
利益。 因此，契约作为法律或作为权利主体的选择从根本上内在于利益
主体的选择，“契约的涌现并没有用权利主体取代利益主体……司法意
志没有接管利益”，而是“利益主体总是溢出权利主体”。 而且，权利主
体的逻辑和利益主体的逻辑不可相互化约，前者是否定性的，让渡或放
弃部分自然权利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后者是进取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 福柯还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经济学家孔多塞的观点来论证个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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