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治理理性的心脏地带，支持着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权力经济学（Foucault，
2008a：65； 福柯，2018a：84）。
这一游戏带来的是各种类型治理术的引入和叠加。 10 生命权力并
不拒绝纪律技术，经济自由也乐意与纪律技术捆绑，各种臭名昭著的纪
律技术与自由时代同步，在整个社会中发展，戏剧性地上升、扩散，日复
一日、无微不至地掌管着个人行为，如全景敞视主义在 18 世纪后期被
视为学校、工厂、监狱的标准（ Foucault，2008a：67； 福柯，2018a：85-86）。
到今天，这两种权力机制已经合拢，相互连接，彼此循环，共享“正常/规
范”（ norm）这一基本要素，“正常/规范化社会”就是纪律规范和调控规
范垂直交互作用的社会（ Foucault，2003b：253； 福柯，1999b：238）。 除了
纪律权力，还有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 1932 年美国的罗斯福福利政策，
其目的是应对失业，保证和生产包括工作自由、消费自由、政治自由在
内的更多自由， 其代价则是对市场进行一系列人为的、 唯意志论的干
预。质言之，“制造这种自由的呼唤实际上生产出破坏性效果，这些效果
凌驾于他们渴望生产的自由之上”（Foucault，2008a：69； 福柯，2018a：87）。
“安全”与“自由”游戏的极端化是纳粹主义泛滥并走上历史前台。
纳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的是脱离原初
共同体的消费大众和单向度的原子人， 符号游戏和景观游戏隔离人又
沟通人，人们服从于抽象权威却迷失了自己。 但纳粹主义提出的解决方
案不是重建“自由”而是彻底消灭“自由”，它的武器是不同类型治理术
的极致化结合：纳粹社会“是一个将生命权力一般化到极致的社会，也
是一个将主权者的杀人权利一般化的社会。 这两种机制———赋予国家
对其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利的传统和古老机制， 围绕纪律和调控组织
起来的新机制，换句话说即新的生命权力机制———完全重合”。 其中，生
命权力治理术的典型形态是种族主义。 通过对各种治理术的极端化使
用，推动国家管理的技术化、经济控制的技术化以及经济现象分析中的
技术化，建立起自我运行的庞大行政机器，一言以蔽之即国家化（state
10.“安全”与“自由”的游戏导致了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人的“危险生存”（live dangerously），
个人处在各种危险中，生活被危险的政治文化所环绕（Foucault，2008a：66； 福柯，2018a：
84）。 这是从自由主义治理术角度阐发的一种新的“风险社会”学说，是一种与卢曼、贝
克、吉登斯的相关学说（Luhmann，1993； 肖瑛，2020）在关注点上存在差异的风险社会类
型。 但是，在构成和增生逻辑方面，这 4 个人的风险社会学说异曲同工，都是从自由主义
的悖论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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