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自己提供一种直接但消极的干预工具即管治。 经济实践、人口管理和公
法的建构是对自由和诸自由行为（freedoms）的尊重，管治则承担镇压功
能……社会、 经济、 人口、 安全和自由都成了新治理术的构成要素”
（ Foucault，2007：354； 福 柯 ，2010：316）。 不 难 看 出 ，“自 由 主 义 治 理 艺
术”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人口学、公法、管治等各种因素。 但是，决定
这一治理术之“新”的只有两个词———“自然”和“自由”。
（一）从无限治理到有限治理：自由主义治理艺术的诞生
到 18 世纪末， 国家理由还在为管治国家的无限扩张提供合法性，
但与此同时，质疑国家理由和管治国家的声音也在成长。 福柯将这种声
音都归入“公法”范畴，并指出公法的核心关注点从 17—18 世纪到 18世纪下
半叶以及 19 世纪出现转向，即从主权的奠基、主权者合法性（legitimacy）的
条件或主权者权利得以合法实践的条件， 转向如何对公共权力部门的
权力实践设置司法限制。 对此，福柯厘清了两条具体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法国大革命采纳的司法—演绎路径，即前文已论及的
“卢梭之路”；第二条路径福柯称为“英国的激进主义命题”（ question of
English radicalism）。后一条路径的起点不是法律，而是治理实践本身，它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合法国家已经存在，已经以管治国家的充分、完整
的行政形式在运行，那我们如何才能制约这种现存的国家，尤其是在其
中为必要的经济自由留余地？ ”（ Foucault，2008a：86； 福柯，2018a：109）
在这个前提下， 它主张根据在事实上能施加于治理术的限制来分析治
理术。 对治理术的限制必须是好的、让人满意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
要根据治理术的目标以及一个国家的资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来精准设
置限制。 一言以蔽之，治理能力的边界是由治理干预的效用（utility）决
定的，要仔细研究治理是否有用，其具体用处为何，以及有用、无效甚至
有害的边界为何。 与“卢梭之路”从纯粹哲学和意识形态出发反思治理
术不同，激进主义之路内含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本身就是一种治
理技术， 以限制国家理由的无限化趋势为谋 （Foucault，2008a：40-41； 福
柯，2018a：54）。
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重农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它们对市场的自
然化亦即自由化理解，锻造了新的治理理由及其根基。 政治经济学强调
“自然”（nature），治理行动必须根据事物的自然属性来确定治理得太多
还是太少、最多还是最少，来帮助治理实践进行合理的自我限制，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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