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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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的限度：养老机构认知症照护的民族志研究
护理人员很难提供这些支持。 他们一方面受到机构工作安排的限制，另
一方面也缺乏对老人生平经历的掌握而难以将其某个行为或表达放回
特定的意义脉络中去理解。 因此，正如我和陈奶奶以及陶阿姨的对话所
呈现的，当旁人无法在时间性的序列中安放他们的叙述碎片，无法找到
词语在外部现实中的索引，日常语言作为人类彼此间分享意义的“共同
语法”就失去了它的立足之地。此时，倘若没有亲人故旧的持续参与，诠
释和维系他们的传记性自我， 那么认知症长者很可能仅仅被视为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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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中的生物性自我而存在。 当病程发展到中晚期，长者失去绝大
部分的认知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时， 他们更容易面临人格身份的动摇
和崩解，甚至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境地（ Kaufman，2006）。
四、“正常”与“异常”：机构中的分类政治
当长者进入养老机构，就意味着进入新的组织框架和集体秩序。 机
构将复数的生命形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对应着特定的照料实践和社
会关系，这些现实又反过来型塑长者的当下处境。 当前，养老机构内设
专门的“认知症照护单元”（dementia鄄care unit）是国内外照护领域的一
个主流趋势，即建立特定的生活专区，针对认知症长者提供日常生活照
护、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精神支持、社会交往等服务。 近年来，在各级政
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扶持下， 认知症照护单元的建设也被纳入民政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Zhang，2020）。
不同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永安市绝大多数养老机构都未设置认
知症照护专区，认知症长者仍然与其他住民一起混居在各个区域，遵循
机构统一的日常生活安排。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认知障碍分区管
理的指导性要求，并将认知症友好化设计纳入养老机构的等级评分，但
专区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首要的限制在于认知症专区的设置
与当前养老机构管理住民群体的核心原则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康颐家
园的主管周女士告诉我：
6. 法桑（2022）指出，在 20 世纪围绕生命的思想理论中，生物 学意义 的生命 与传记 意义
上的生命体现了生命内在最重要的二重性，一端连接着人类共有的生命结构，关注生命
本身如何受到物质和生物条件的限定， 另一端连接着每个个体建立在个人生平和社会
关系上的独有存在。 两者之间的交叉、张力和裂痕是当代生命政治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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