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国家形象的建构与维护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应星，2001：386），
这个道理放在政府身上也一样， 政府形象的好坏在本质上反映了政府
治理绩效的高低。 王家慧的这一行为恰好击中了基层政府的痛点，她在
试图制造一个“欺上瞒下”“违背中央政策”的基层政府形象。 如果说之
前的上访还只是“就事论事”，王家慧的这次上访则加剧了矛盾的“政治
化”并试图将她的个人纠纷转变为更深层的矛盾。
基于此，之前一直采取“绥靖”政策的孟河镇政府再也坐不住了。
孟河镇派出所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她拘留了十几天。 在强制执行时，
由于镇里人对她有怨气，将她摔在了地上。“进去”之后，她 5 天不吃不
喝，经过其小儿子及村干部劝说后才开始进食。 出来之后，王家慧与镇
政府结怨更深。 为平息风波，郁县政府答应给她 60 万元的赔偿费，但王
家慧认为这是政府的“阴谋”，她怕拿了就算是勒索政府，便索性将赔偿
条件提高到了 2 亿元人民币以及郁县中心的一栋商品楼。 至此，郁县政
府与王家慧之间已无谈判的可能，但麻烦还得孟河镇政府继续处理。
（三）责任下移：村干部行政化
基层政府在责任边界清晰后需要“责任兜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只是无能为力的“背锅侠”。 实际上，在清晰责任边界后，无论是担当风
险还是再想办法规避风险， 基层政府都必须借助外部的治理资源来完
成其行动意图。 基于此，作为重要治理资源的村干部被吸纳进基层政府
行政体系中，成为了政府科层体系的“外延物”。村干部的介入使得孟河
镇政府不必再亲临“一线”，尽管悬在政府头上的“刀”还在，可压力却
分担到了村干部那里。
由于孟河镇政府与王家慧的关系已经恶化， 且乡镇干部忙于各种
重点任务抽不出身， 处理此事的责任落到了古树山村村委会主任刘春
风的身上。 2019 年，郁县实施了针对村干部的“千分制考核”制度，这一
制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是基本补贴加绩效补贴的公务员化
报酬制的实施；其二是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相结合的考核制的推行；其
三是乡镇政府对村干部实施严格的“坐班加考勤”相结合的管理制（赵
晓峰、魏程琳，2018）。 通过这一制度，村干部实际上成了乡镇开展工作
的有力抓手。
搞了这个“千分制”，王家慧这个事情就是在卡我脖子，她
只要一闹，镇里就要我去办，不然扣我的分，后面还要排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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