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23年第3期

流动的责任边界：基层政府的业务与政治

制”和“与乡镇共谋”的背景下，成了如今王家慧案的“受害者”/“受益
者”。 因此，“责任下移”成了基层政府对理性官僚制“路径依赖”的后果。 如
果不改变村干部的“身份”，就无法有效地用行政手段去要求村干部参
与治理活动，并为之分责。 在参照自身所处的结构处境的情况下，基层
政府实践性地创造出了一个下级部门，通过实施相关的激励、监管、惩
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得以像县政府那样把责任分摊下去。
总的来看， 基层政府责任边界的变化使基层政府的治理状态由失
衡走向了均衡：在“规避”阶段，基层政府向平级的条线部门推责，这既
无助于治理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体制矛盾；在“担当”阶
段，由上而下的政治压力虽然迫使基层政府积极担当，但并不能解决其
行动力匮乏的问题。因此，基层政府通过行政吸纳的方式，形成了“上下
级的责任分担”，在现实层面实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状态均衡。 这
一均衡状态尽管更类似于一种无可奈何下的“凑合”，但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问题的处理。

五、 结论与讨论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 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在流变性的治理情境
中往往呈现出既模糊又清晰的特征，并产生既规避又担当的行动图景。
这样一种带有矛盾性的行动逻辑有其现实合理性， 并作为一种心照不
宣的治理方式在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实践。 基层政府看似变化的行
为，都是基于不同阶段的理性“成本”分析，这个故事的过程恰恰呈现出
“制度—行动”逻辑下生动的互动图景。
（一）流动的责任边界
理性官僚制的清晰政府边界设计在实践过程中恰恰造成了基层政
府责任边界的模糊，从而为政府的风险规避策略留有制度空间；而政治
统合制的模糊政府边界设计反而迫使基层政府重新清晰其责任边界，
又展现出担当的一面。 在这两种行动逻辑的作用下，基层政府的责任边
界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
因此，本文依据“流动的责任边界”概念将这起“非正常上访”故事
分成了“规避”与“担当”两个阶段，从而在流变性的治理情境下展现基
层政府的行动画面（见表 3）。 在“规避”阶段，此时的王家慧案尚属“行
政问题”，因此镇政府的角色是“业务部门”，其行为逻辑适用理性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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