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2006）。 在人事方面，由税费改革连带的“七站八所”的裁撤使得乡镇机
构被精简，从而导致乡镇人力资源不足，乡镇政权实际上成为县级政权
组织的派出机构（饶静、叶敬忠，2007）。 作为结果，在当前治理体系中，
基层组织处于“低治理权”的结构位置，被动应对自上而下的多重任务
（陈家建、赵阳，2019）。而为了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在新一轮国
家政权建设中，科层体系等级化运转的体制性压力都传导到了乡镇，进
而使得乡镇干部需要代理更多的乡村公共事务， 乡镇成了基层治理的
中心（杨磊，2020）。 在权责不等的现实困境面前，基层政府不得不采取
模糊责任边界的方式去处理复杂的治理问题。 如果基层政府强行将所
有问题都当作他们应当参与的治理问题，那么“缺人少钱”的基层政府
不仅难以为继，其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上述原因解释了基层政府在面临王家慧案之初模糊责任边界的行
为。然而，中国的“革命教化政体”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并面临着强大
的绩效合法性压力（冯仕政，2011），孟河镇政府的心态明显与国家意志
发生了抵牾。 2016 年初， 始终在原地打转的王家慧终于受不了了，不
过，她并没有像孟河镇政府想的那样偃旗息鼓，而是开始进京上访。

四、 担当：“政治问题”下的责任边界清晰化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行政问题”并不是大事———甚至孟河镇政府
的初衷就是将王家慧案变成一个复杂的行政问题， 从而消磨掉王家慧
的耐心———而关系到他们“生存”和“升迁”的“政治问题”才是头等大
事。 王家慧的进京上访，在将自己置于郁县的焦点的同时，也把孟河镇
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信访制度的“属地责任”压力下，王家慧案不再
是一个简单的“行政问题”，而是变成了“政治问题”。 孟河镇政府的责
任边界变得清晰，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镇政府分别采取了“绥靖求
安”“严压求稳”“责任下移”的措施以避免承担更大的责任。
（一）绥靖求安：“由着她”

2016 年 3 月 2 日，王家慧进京上访，三天之后，她被乡镇干部用车
接了回来，这一路上，孟河镇的工作人员一改之前敷衍搪塞的态度，对
她百依百顺。 到了郁县，工作人员先带着她去商场购物，等她答应不再
去北京上访后，才联系村干部及家属把她带了回去。 这次经历给了王家
慧一种印象：只要去北京上访，政府就会妥协。因此，她明确提出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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