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0 - 《社会》2023年第3期

集体制与家户生产

2000：267）。 不过在具体的实践中，房的范围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因
素。 就时间尺度而言，在闽南地区，一般表现为“亲堂关系”的范围，所
谓“亲 堂 ” 关 系 一 般 指“同 祖 公 ” 的 人 ， 即 追 溯 到 曾 祖 父 上 一 辈 的“祖
公”。 亲堂圈子不仅以谱系关系界定，在家族村落里还以地缘关系为纽
带，“同祖公”再往上一两代的关系为“同角落”（王铭铭，1997）。 也就是
说，一个村落大致属于同一个房份，在村队制度下，生产队就对应着某
个房支聚落。
由于生产队与历史上形成的血缘及地缘群体相互重叠， 因此集体
的生产决策实际上具有社会关系的基础。 不过，如果仅用生产队范围与
家族组织关系的重叠， 并不能解释为何在集体化之前未能快速在村落
发展的茶叶生计能够在集体化时期快速扩散。 这里面更为关键的作用
机制是生产队长的决策逻辑和行动伦理：一方面，在村队制度下，生产
队长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安排更多地照顾本角落的利益； 另一
方面，生产队作为国家与家户的中间层，生产队长扮演着居间的角色。
因此，在实际的生产安排中，干部的逻辑 12 与家长的逻辑其实是相互交
织的，也正是在这两种逻辑的交相作用下，茶叶生产得以在集体化时期
快速发展。 本节将以黄柏村第六生产队（即山后角落）的茶叶生产作为
案例对这一观察进行说明。
1. 茶园开发上的软硬兼施
安溪素来以茶闻名，黄柏村早期也有零星的茶产业，但拥有茶园的
少数人家基本上是村里最富裕的几户。 在传统上，制茶技术仅在家族内
部进行传授， 拥有制茶技术的家户大多属于角落内部家族关系最为紧
密的一支。 根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民国时期一户人家因为有漳州和南洋
的亲属关系，所以能够把茶叶卖出去，一个茶季要有 5 件茶叶（1 件茶
叶 25 市斤）送到漳州，可保其一年生活无虞（访谈资料，210422 YMK）。
但其他人并没有这样的制茶技艺和市场通路， 因此茶产业并没有在村
庄广泛发展起来。当地茶叶产量的增多是从集体化时代开始的。山后角
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展茶园，这与生产队长的决策密切相关。 当
时一位力主发展茶叶种植的生产队长告诉我， 他之所以决定搞茶园开

12. 虽然生产队长在制度上并非国家干部，但在田野调查中，曾经的生产队长在自我认知上
是干部身份，生产队员也将其视为不同于普通社员的干部。 这种干部身份通常意味着服从国
家指令和安排，因此本文将生产队长的一些逻辑称为干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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