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政治修辞规范基础的讨论中去。 她对公共意见的强调实际上指向了修
辞的合法性基础。
实际上，韦伯并非完全独立于“公共意见”的语境，因此他的避而
不谈更像是刻意为之。 在其同时代人中，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是极
受关注的议题。 19 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看法：公共舆论影
响力的上升，与宗教和传统影响力的减弱形成对比。 滕尼斯曾就这个
主题写过重要文章，他认为公共舆论虽然能使权威合法化，但也很容
易从对自由的要求转化为舆论的专制。 韦伯非常重视新闻和媒体在现
代文化中的作用， 他本人却几乎没有写过有关公共舆论的文章（ Furedi，
2011）。 韦伯对舆论（即意见）的忽视，是出于他对公众独立思考能力的
怀疑，尤其是他看到了新闻业对大众态度的操纵。 因此，他更关心的不
是来自中下阶层的公共舆论，而是上层的政治精英和领袖。 上文已经
说到，韦伯通过研究德国统治精英的迷失和官僚化影响来理解民主社
会的秩序问题。 在他看来大众是不稳定且易变的，他们受非理性情绪
的支配。
也许韦伯回避对“大众意见”的讨论是出于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务
实，他不认为在媒介主导和官僚统治的现代社会中，公众的意见能够以
一种不被扭曲的方式呈现。 在韦伯看来，传统的自然法概念的消失已经
摧毁了凭借其内在本性为法律提供形而上学尊严的可能性， 以价值理
性为导向的行动迟早会让位于基于法律理性的工具立场，因此，他不认
为 公共意见能够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基础 （哈贝马斯，2003：179；Furedi，
2011）。
在对公共意见的讨论上，韦伯和阿伦特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了避免
民主制中情绪化的大众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韦伯试图在官僚制中加
入一个“中间地带”即议会制，从而将大众意见限制在国家内部的法律
理性中。 而阿伦特不断追问统治背后的合法性基础，她最终仍回到对意
见和真理的讨论上。 换言之，现代民主在意义生产的环节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在阿伦特看来，代议制和普选权背后的消极自由，无法成为
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来源。 选举权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宪法意义上的突
破。 代议民主的两种形式———作为人民直接行动单纯的替代品以及人
民代表对人民实施的大众化控制式统治———在阿伦特看来都意味着人
民只拥有消极的权力（阿伦特，2007：222）。

·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