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23年第3期

西方民主中的修辞两面性

官僚化的政府、政党和组织去渗透大众，只会巩固那些利己主义的生活
形式， 导致非政治化， 最终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心理基础（Habermas，
1977；阿伦特，2012：66）。 阿伦特所信任的修辞，是主体之间建立共识，
以及每个人都能基于各自立场抒发意见的过程。 在《论革命》中，她在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和 18 世纪的法国革命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修辞的
关联， 即西方大众民主的畸变源于国家强制性地让公民孤立并阻碍他
们交换意见。 正是这种切断公民彼此交流的做法，让政治退化为暴力的
统治。 阿伦特既不接受领袖，也不青睐代议和政党制度，而是把希望寄
托于上文所说的自发的地方性委员会制度。
至此，本文的论述都是围绕着一开始的问题，即政治修辞的困境如
何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呈现并展开。 通过韦伯和阿伦特各自的论述，本文
点明了这一困境产生的背景，即官僚制下的大众孤立状况，同时也指出
了二人各自给出的解决之道。 限于学力，笔者并不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韦
伯和阿伦特解决修辞困境的方式恰当与否上。 本文尝试在文末指出其
他学者如哈贝马斯在这方面的努力。 值得申明的是，哈贝马斯是在基本
认可阿伦特给出的修辞方向（规范意义）上，综合了韦伯将修辞看作一
种战略行动（工具意义）的态度。
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指出了修辞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即那
些为了共同行动而共同商议的人的同意———“许多人公开同意的意见”
———意味着权力建立在信念（conviction）之上，从而建立在见解（insights）
所特有的无强迫性力量（forceless force）之上。简言之，共同信念在交往中产
生的权力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他们不是“perlocutionarily” （为了煽动
其他主体做出预期的行为）使用语言，而是“illocutionarily”（为了非强制
性地建立主体间的关系）使用语言（Habermas，1977）。“在产生交往权力
的地方，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在每点上公
开地运用自己理性’的无障碍交往自由，使‘扩展了的心智’发挥出创造
力来。”（哈贝马斯，2003：182）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代表另一种以行动
目的论模型作为出发点的权力观。 由于主体把目标实现作为首要目的，
那么选择适当的手段实现目的就非常重要， 韦伯对权力的认识也建立
在这一基础上。 对韦伯来说，如果一个主体的目标达成取决于另外的主
体，那么行动者就需要以手段来煽动其他主体以达成预期行为。 阿伦特
把韦伯对权力的定义称之为武力（force），她将权力概念与目的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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