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社会》2023年第3期

西方民主中的修辞两面性

阿伦特根据是否亲身参与来定义民主社会的自由， 她沿着孟德斯
鸠和托克维尔的道路捍卫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民主。 这亦和韦伯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在韦伯将公民描述为“临时政治家”（Gelegenheits Politiker）
的背后，有一种对消极自由的辩护（ Palonen，2008），他认为，投票就可以
看作民主政体中公民表明个人立场以及参与政治行动的表现。 韦伯试
图论证， 凭借程序理性和法律理性就能为民主政体中的修辞价值保留
一席之地，而这正是阿伦特在论述“谎言政治”时拒绝承认的。如果修辞
背后的规范理想消失了，那么对秩序合法性的信念也会随之消失，而修
辞中表演性和煽动性的一面就会走向对常识的彻底否认， 成为全然的
欺骗技艺。
韦伯和阿伦特都意识到修辞在民主社会起到了提供合法性基础的
作用。 不同的是，韦伯着重强调修辞对领导力和领袖卡里斯玛特质的促
进，他认为后者可以抵消官僚制支配带来的制度僵化和自由丧失。 阿伦
特则着重修辞在不同主体之间通过言说和讨论建立共识的过程， 她认
为这是抵抗强权和专制政府的基本条件。 韦伯和阿伦特都认可权力与
合法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二人面对政治修辞的两种代表性态度，某种
程度上是出于他们对“权力”概念的不同理解。
阿伦特（2009：157）认为，政治是形式平等的公共空间，只有“在言
行未分裂，言谈不空洞，行动不粗暴的地方，在言辞不是用来掩盖意图
而是用于揭露现实，行动不是用来凌辱和破坏，而是用于建立关系和创
造新的现实的地方，权力才能实现。 权力是使公共领域———潜在于行动
和言说的人们之间的显现空间———得以存在的东西”。 相较于韦伯，阿
伦特的权力概念中有一种集体的规范属性。“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
属于某个群体， 并且只有群体聚集在一起时， 它才依旧存在。 ”（阿伦特，
2012：107）权 力 的 基 础 现 象（the fundamental phenomenon of power）并 非
他人意志的手段化，而是为了在达成共识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Habermas，
1977）。 阿伦特一开始在对权力的界定中就将政治合法性的根基点明，即
权力只能从一个以交流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中产生。 换言之，阿伦特在寻
找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她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在韦伯（ 2005：72）看来，政治是根据领导力，尤其是国家领导力来
定义的，权力（ Macht）“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
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 韦伯将这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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