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区别开来，即权力实际上是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是言语的一种集体效
应（Habermas，1977）。 阿伦特对权力的新诠释以及她对言语和交往的重
视，都是哈贝马斯所认可的。
但哈贝马斯也指出了阿伦特的不足， 这种不足恰恰是他对韦伯立
场的保留。 哈贝马斯认可韦伯对现代社会基本前提的预判，即官僚制下
的理性化国家。 而阿伦特对政治的界定参考了古代政体，她对政治的定
义也来自亚里士多德。 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阿伦特的理论受制于一
种带有批判色彩的二分法，如她对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经济、自由与福
利，以及政治实践活动与生产活动等的区分。 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所
设想的那种摆脱了“家政管理”、官僚制以及社会问题的激进民主，对任
何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哈贝马斯与韦伯的立场相同，他们都
不认为政治可以与策略（ strategic）因素以及与经济和社会环境深度嵌套
的行政系统分开。 因此，哈贝马斯的建议是，必须将“权力的产生”和
“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相区分。 权力的产生依赖于修辞本身作为一种合
法性来源的至高位置，即依赖于公共领域中“多数人公开同意的意见”；
而权力的获取和维持可以与一种策略性的修辞 （包括政党和议会的制
度化）相结合，以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
哈贝马斯看到， 韦伯式的修辞即自上而下通过一种劝说和操纵的
方式来影响民众的意志，最终无法为现代民主国家提供合法的权力；阿
伦特式的修辞则补充了这一部分： 合法的权力只产生于在无约束的交
流中形成共同信念的人。 哈贝马斯对阿伦特和韦伯的观点进行综合，提
出了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discourse theory）。 他认为政治
既包括为了达成共识而彼此交谈的实践， 也包括策略行动以及对行政
权力的运用。 他建议将法律看作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
并以交往权力来约束行政权力， 因为后者的使用仰赖前者所提供的合
法性（哈贝马斯，2003：184-185）。 与韦伯和阿伦特相比，哈贝马斯走向
综合的立场或许是受欧盟成立的启发。 12
综上， 修辞的两面性实际上都是为了解答西方民主制度衰退和活
力缺失的问题。 当前，西方民主制运行的基础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这

12. 在哈贝马斯看来，欧盟的《里斯本条约》已经在民主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
欧盟这样的民主共同体中，组织框架与 行政手段、公民 团结以 形成共 同的政治 意愿，这
两种要素都是必需的（哈贝马斯，2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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