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社会》2023年第3期

集体制与家户生产

例如，高默波（2013）通过对江西潘阳县高家村的研究发现，乡村的政
治和生产生活在集体化时期一直与宗族势力相连，干部的选择与事务
的处理均需多面兼顾宗族间的利益及其平衡，家庭和家族亦能够利用
新的形势发展自身，例如在生产安排和利益分配上照顾宗族以增进团
结与力量。 王铭铭（ 1997）在针对福建闽南地区家族社区变迁的研究中
亦指出， 家族传统与 20 世纪以来现代政治和国家建设过程是紧密相
连的。 虽然集体制度试图消解传统社区和家族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
原本基于家族制度的社会组织、互助传统以及经济生产、分配原则在
集体制下得到了存续， 甚至扮演着国家干 预民 间 社 会 生活 的中 介 角
色，这一点在其他针对福建地区的历史民族志个案作品中亦多有体现
（黄树民，2002；庄孔韶，2016）。
那么， 地方家族传统在集体制框架内的存续形态如何影响地方产业的
发展，这正是本文力图考察的问题。 对于集体制的产业影响，无论是偏
向负面还是正面的评价，现有研究所见大多是宏观的总体性判断，而少
见对微观劳作过程和生产实践的考察。 例如，以林毅夫为代表的许多经
济学研究者均强调，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源自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对 集 体 制 度 的 克 服 （Lin，1992；Zhang and Carter，
1997）；其他学者则指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科学要素投入和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
响（高原，2018；桑坤，2020）。 这些研究忽视了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生
计模式和产业特性的影响。 实际上，产业发展形态深受地方制度传统的
影响，这一点早已为社会学研究者所揭示，典型如费孝通开展的一系列
对村庄个案及产业模式的研究。 另一方面，不同产业（如谷物等粮食作
物和水果、茶叶等特色作物）亦要求不同的生产安排，并遵循着极为不
同的发展轨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农业增长更多由特色产业引
领的背景之下（黄宗智，2016），考察集体制与地方传统的勾连如何作用
于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选取的个案是福建省安溪县的茶产业。 安溪县位于福建东南
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在明末清初乌龙茶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成为全国重
要的乌龙茶产区之一。 但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地的茶产业一直集
中在少数几个乡镇的几个产茶村落，而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发展，到了20 世纪
80—90 年代，茶产业已拓展到安溪的绝大多数乡镇和村落，并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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