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种民主的基本原则不是实现如包容、平等、人民主权等传统民主价值观，而
是为了培养能够为现代工业民族国家提供强大、 独立以及创造性指导
的卡里斯玛领袖（Green，2008）。 韦伯希望在全民公投的条件下，政治领
袖能够通过“蛊惑人心”（ demagogy）来招募追随者并赢得大众的支持。
一战前的德国局势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现代社会中修辞和民主的困
境。 一方面，一个团结一致的民主化国家是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真正基
础；另一方面，使民主得以实现的修辞手段却多样甚至彼此冲突。 韦伯
的方案中显然有一种“国家理性”，他对德国命运的关切左右了他的政
治立场，他对修辞的重视背后也折射了这一立场。 韦伯一战前后的学术与
政治立场所引发的争议，学界已有诸多讨论（蒙森，2016；比瑟姆，1989；
Palonen，2001；Fitzi，2009；Lehne，2010；Bruhns，2009）。 这一阶段的韦伯常
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试图以一个政治家而非社会学家的身份介入政治
局势（Bruhns，2009）， 并 影 响 了 后 来 施 密 特 公 开 主 张 总 统 独 裁 的 观 点
（Fitzi，2009）。
一战前德国政治中的 修 辞 困 境 在 随 后的 历 史 中 呈 现了 具 体 的 面
貌。 希特勒式的领袖所煽动的不是拥有各自意见的公民，而是无差别的
“ 乌合之众”。暴民和领袖的共谋揭示了政治修辞中最危险的面向：纳粹
领袖利用卡里斯玛和宣传技巧来引导群众的恐惧和偏见； 同时群众放
弃了他们的个人立场与意见，盲目追随领袖。 在其著名的关于极权主义
的研究中，阿伦特直白地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成功，“意味着
对一般民主统治的国家， 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党制度两种幻想的
终结”（阿伦特，2014：407）。 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政府所依赖的
是人民的沉默和无动于衷，而把意见的生产交给议会这样的特定机构。
结果就是，中立和冷漠的群众很快成为极权主义运动可以利用的多数。
他们被说服，所谓能够代表他们声音的议会并不符合他们真正的利益，
因此极易被领袖煽动起来去挑战议会。 在阿伦特另一部代表作 《论革
命》的末尾，她也表达了和韦伯截然不同的对政党和代议制的态度：政
党制度没有让公民成为公共事务真正的参与者，公民最多是被“代表”
的。 而被代表和委托的既不是他们的行动，也不是他们的意见，而是利
益或福利。 在此种体系中，人民的意见并不存在。 因为意见只有在公开
讨论和辩论的过程中才能形成（阿伦特，2007：252）。 没有意见的人民遇
到卡里斯玛型的领袖，灾难性的后果似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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