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能动的大众民主化意味着政治领袖不再因为他在某个显
贵圈子中证明了自己而被宣布为候选人、 然后因为他在议会
中的业绩而成为领袖， 而是意味着他借助于大众煽动手段赢
得了大众对他个人的信任和忠诚并获得了权力。（韦伯，2010：
1620）
可以看到，从伯里克利到现代议会制，韦伯对民主政治的思考始终
集中在政治领袖人物而非“人民”上。 尽管韦伯批评使大众对政治变得
毫无判断能力的官僚制度， 但他对大众如何获得判断能力并无详细的
讨论，而是将重点放在能够引导大众的领袖身上。 政治煽动在韦伯那里
获得了纯粹手段的地位，其道德立场则被悬置。 重点是使用煽动手段的
人是谁，是有责任的政治领袖，还是被权力欲支配的独裁者。 在韦伯看
来，任何民主制度都有趋向凯撒制模式的转变。 韦伯所指的凯撒制，即
通过平民表决选择出人民拥戴的领袖。 在民主条件下，重大的决策总是
由这些被平民选出的少数领袖做出，而“大众民主自伯里克利时代以来
所获得的成就， 始终就是以对凯撒式的领袖选择原则做出重大让步为
代价的”（韦伯，2010：162）。
综上所述，韦伯的修辞命题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1）民主官僚制下
的政治冷漠和大众参与缺失；（2）卡里斯玛领袖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滥用
之间的矛盾；（ 3）修辞（议会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内部的消极程序理
性是否能发挥作用？ 看起来，韦伯为了解决第一点中的问题，引入了
第二点和第三点作为解决方案。 但他似乎更重视第二点，即只有领袖卡
里斯玛中的非理性因素能够给官僚民主制注入活力， 而议会的作用更
像是安全阀，防止领袖的权力无序扩张。显然，在韦伯的修辞命题背后，
不仅是对当时德国境况的描述，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整体性预言。 在
他看来，民主社会中的理性化过程必然与官僚制相结合，而公共生活和
民主精神会在这一趋势下逐渐被取缔。 我们能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整
体诊断中得出政治修辞的两个基本方面及其矛盾，即修辞作为一种说服
和沟通的技艺，一方面，政治领袖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鼓动群众以增
强或破坏民主；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公开且平等的商议、对话与辩论在民
主生活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韦伯认为，后者只有被组织
进国家内部的法律程序（如议会制中）才能起到恰当的作用，他未曾考虑
将一种公共意见的修辞真正交给民众。

·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