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2023年第3期

西方民主中的修辞两面性

出利益集团， 都有类似的民主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职业政治
家，可分为“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两种。 在韦伯看来，政治
制度的设计应当最大程度地支持那些“为政治而活”的人，也就是在一
种内在的心灵意义上， 把政治当 成 自 己 的“生命 所 在”（韦 伯 ，2004：
208）。 也即，代议民主的活力需要满足两个修辞上的条件，其一是具备
卡里斯玛特质的政治领袖，他们具有良好的演说和鼓动人心的能力；其
二是一个提供保障和限制的议会制度， 这一制度作为领袖和大众的中
间层，既避免了非理性的公共舆论直接影响领袖的决策，又为意见和争
议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比瑟姆（ 1989：105）指出，尽管韦伯的强议会理论包含着显著的民
主特征，但并不能称作民主理论，原因在于韦伯相信在现代条件下，真
正的民主制度应该能为选拔出优秀的政治领袖人物提供可靠的保证。
换言之，韦伯的民主并不是让人民限制和选择领袖，而是强调政治领袖
本身的自主性和引导大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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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反对针对民主化之后果的主流观点， 即政客会变成煽动家，
在争取大众的过程中无所顾忌，为自己争取权力的最高地位。 主流的批
判针对的是煽动这一手段是否正当，但韦伯考虑的是（积极的）民主政
治的条件。韦伯并不否认，政治煽动可能会被惊人地滥用，“一个缺乏非
凡才智和政治品格而获得强大权力地位的雄辩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韦伯，2010：1619）。 但韦伯同时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斗争，能够通过煽
动为自己争取权力的政治家就其将来的政治活动得到了良好的训练机
会。 在韦伯看来，煽动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他们在
争取权力的过程中如何对待群众：民主化与煽动相辅相成，但它们与体
制的性质无关，仅意味着群众不再被看作纯粹被动的客体，这就意味着
群众的态度有了某种主动的重要性（韦伯，2010：1619）。
韦伯预言了民主官僚社会中的“政治冷漠”现象，但他提供的解决
方案似乎并不是从大众着手，而是相反。 韦伯将能动的大众民主化看作
政治领袖证明自己的条件，只有赢得了“有判断力的”大众的支持和追
随，领袖所获得的权力才是正当的。

5. 韦伯斥责其为“文人”的幼稚，他们 赞美国家官僚 系统的统治，却无法意 识到 这种 系
统统治实际上是“奴役之壳”，致力于将每个人束缚在其工作、阶级以及职业之上。 在这
样的官僚系统中毫无严肃的、负责任的政治可言（韦伯，201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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