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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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 韦伯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政治修辞与现代社会整体危机之间
的关系,即民主官僚制下的政治冷漠和大众参与缺失。 阿伦特则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遮蔽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作 为 一 种 言 说 和 行 动 的 存
在。 作为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德国学者,韦伯的历史与政治眼界有超出
同时代人的前瞻性,但他未能亲眼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
的爆发和纳粹肆虐。 韦伯身处 19 世纪后半叶 20 世纪初, 正是哈贝马
斯所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落时期,当时德国面临内外交困,韦伯
的修辞主张更像是应对德国局势的方案。 阿伦特虽出生于德国,但犹
太女性的身份赋予她在面对政治危机时的敏锐。 纳粹德国带来的灾难
是她转向政治思考的起点,而她所移居的美国,其多元性又面临被削
弱的风险。 因此,她的修辞立场既是反思的,又指向新的语境和实践。
作为“民主与修辞”这一问题两个代表性的回答者,本文详细讨论韦伯
和阿伦特各自的立场,并指出在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中修辞的两面性所
呈现的结构性张力。
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述,首 先 ,政治修辞的 两 面 性 与韦伯
对现代社会做出的整体危机诊断之间是什么关系? 本文将以韦伯对领
袖卡里斯玛以及议会制的讨论来揭示这一主题。 其次,在呈现韦伯的
立场后,本文将引入阿伦特的另一种立场。 韦伯最终选择了领袖民主,
阿伦特则在反思的基础上选择了公共意见。 第三,通过呈现二者不同
的时代背景与民主语境,本文试图解释二人的立场差异,他们提供的
解决之道又有哪些缺憾。 最后,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哈贝马斯来展示一
种保留了阿伦特的基本修辞立场、同时兼顾韦伯对现代社会整体诊断
的综合立场。
二、修辞两面性的凸显:卡里斯玛领袖与议会制
(一)领袖的力量:伯里克利与群众煽动家
在韦伯对支配和官僚制的讨论中,修辞占据重要位置。而韦伯之后
的政治理论家,几乎不能在绕开韦伯的情况下讨论类似的问题。 在韦伯
的时代,民主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古代的语境,从韦伯对各国政治的熟悉
程度来看,他对民主的理解绝不止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实践都是
他的重要参考对象。 今天我们对现代民主的讨论已绝不可能脱离韦伯
对官僚制度的洞察,这是和古代民主完全不同的全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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