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面，那么就像施特劳斯的发问那样，为什么《高尔吉亚》是柏拉图笔下唯
一战斗性的对话？ 因为柏拉图也意识到，修辞术是辩证术之外的唯一选
择，它是关于好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施特劳斯，2017：81）。 毋宁说，这种
“好生活”的另一种选择就是民主生活。
修辞既可以反映为一种民主协商的理想， 以说服和理性为最高标
准； 也可以脱离伦理的束缚， 以完全价值无涉的工具立场介入政治实
践。 一直以来，对修辞的评价有三种不同的声音：质疑、中立及拥护。
柏拉图在修辞与民主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 他认为民主本质上饱
受修辞泛滥的困扰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Chambers，2009），但正如
柏拉图对民主政体的不信任，他同样质疑代表着表象和易变性的修辞。
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攻击源于他对哲学和修辞所作的区分。 哲学具有说
服力和辩论性，并通过反复的对话来追求，其目标是真理，实质是理性。
民主政治则是以政治修辞所预设的不对称关系为前提， 它的目标是权
力，实质是利益（ Chambers，2009）。 修辞的问题在于，演说者相对于观众
而言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前者拥有相对于后者的战略立场，使得
演说者能够借助这种不对称的关系达到说服观众的目的， 为自己赢得
辩论的胜利。 柏拉图对修辞的攻击背后， 是他对民主政治的极度不信
任。 在他看来，民主作为多数人的统治，需要通过说服大众的演说来进
行，民主政治家通过取悦大众获得权力，他们被诱导着去操纵、奉承、欺
骗与煽动。 换言之，修辞的弊端在于它在统治过程中容易滑向权力的滥
用，其本质是一元论而非双向的对话。
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2006：23）那里，修辞获得了相对中立
的评价。 在《修辞学》中，修辞被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
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dunamis）”。 在这个定义中，“dunamis”被翻译成
能力（ability）或功能（faculty），即一种中立的人类能力。“亚里士多德是
第一个明确承认修辞学作为一种沟通技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它可以
被用于善或恶。 ”（Haskins，2013）尽管如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仍
然从属于政治学和伦理学，后者才是实践领域真正的“大师技艺”。修辞
只能作为政治学的补充，而不能为美好生活与良善政府提供指导。 亚里
士多德认为，在一个运行良好、秩序井然的城邦中，修辞实际上并无用
武之地。
时间进入 20 世纪，自波普尔 1945 年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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