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23年第2期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 年）

就地在城市内征工征料，挤兑了工矿复工复产的空间。 在战时状态下，
接收东北大工业城市非但未能如资委会所想的那样， 能够为关内其他
地区和产业部门提供助力，反倒构成了财政上的巨大负担。
综上，国民党的工业复员是在变动的区域局势中展开的，摇摆于战
和之间的局面使国民党组织体制中的条块矛盾逐渐暴露。 而以东北南
部的工业城市和铁路区域为中心的接收政策， 更加重了区域内政治和
军事的财政负担。四平战役后，国民党攻占四平、长春，中共退守到松花
江以北。 此后一年间，国民党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优于中共，但一方面受
马歇尔调处的牵制，另一方面因军队补给线过长，两党总体维持着隔松
花江南北对峙的局面（杨雨青，2018）。 然而，1947 年夏秋之际，中共自
北向南接连发起攻势，蒋介石以陈诚替换接收表现不佳的熊式辉，统辖
东北地区军政大权，但仍无法解决国民党接收东北的结构性困难；1948
年 1 月，东北行营取消，卫立煌受命指挥对中共的作战（陈方南、陈学
知，2003），此时的东北彻底沦为战区，国民党的接收不仅完全让位于战
争，而且成为战争动员中巨大的负担。

五、 从根据地到政区：中共农村路线的再调适

和国民党类似，中国共产党不仅极为重视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在战
后初期出现了接收路线的内部分歧。 在迫于苏联的政治压力而退出南
部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后，中共也被迫调整接收方案。 国民党部队在四平
战役后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中共只好退居北部开
始根据地建设。 不过， 正是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对动员策略的调整和贯
彻，中共在北撤后反而发挥了组织体制中的长处，利用一元化领导在战
时的组织优势，既实现与日据时期经济遗产的初步对接，也为中共得以
在战事向南推进的同时顺利地由农村走向城市打下基础。 中共在被动
和陌生的处境下无意触及了区域经济运转的核心机制， 并且取得了意
想不到的效能，这成为东北接收转折的关键。
（一）发包与下沉：中共接收的组织与策略
尽管在中共七大召开时，党内已经就“建设东北根据地”一事达成
共识，但毕竟东北地域广阔，民情复杂，加上与关内隔离十余年之久，其
工业区的特性对中共而言较为陌生。 作为区域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东
北局在换帅之后理顺了区域内的军政关系。 中共为了解决路线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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