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23年第2期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 年）

点”是地文大区战略布局最主要的变化（应星、荣思恒，2020）。 不过，这
种“地文大区”论更侧重于一系列革命要素在革命进程中的地理分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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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 区域的特点及差异更多被置于革命动员的问题域之下进行讨
论。 而战后接收作为政党由革命走向建政的历史节点，其区域特性或可
与政党建国的总体方略联系起来，继而对东北作为中共根据地和“共和
国长子”之间的制度衔接点予以解释。
因此， 本文力图突破此前由军事动员和城市接管等框架带来的限
制，尝试在厘清区域的制度遗产之后，将战后东北的接收视作由战时向
建政转化的机制来考察。 在这一视角下，东北地区既是东北亚地缘政治
的前沿，也是中共行政大区建设的开端。 已有的研究提醒我们，要以政
党由革命走向国家建设的过程作为问题域， 考察其组织原则如何嵌入
区域内的制度遗产中，又如何应对急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进而厘清
其早期组织体制的生成过程。

三、 接收东北的历史前提：制度遗产和地缘政治

拉铁摩尔（Lattimore，1932：117）将 20 世纪的东北地区视为“亚洲动
荡的摇篮”的着眼点是，对开发控制权的争夺在日俄战争后替代“主权”
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关键问题。 伴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西方的影响
方式从商品贸易发展为外国资本直接投资，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殖民经
济使东北地区开始与内地分离，日俄分别控制着“满洲铁路”的一南一
北，东北地区在日本侵占之前就已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彼此倾轧中（拉
铁摩尔，2005）。
日本在“ 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东北的殖民经营（特别是工业营建）
凸显了拉铁摩尔所提到的开发权的重要性，也强化了主权与开发控制
权在日俄战争后的分离状态。 二战之后，战败的日本表面上退出了地
缘竞争，其和伪满洲国共同形成的制度遗产却是接收东北的国共两党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如何回应这个制度遗产是两个接收方案的第一个
分叉点。 不过，国共两党并不是直接面对制度遗产，而是在由美苏关系
主导的区域格局中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 美苏两国均将东北纳入各自
战后区域秩序的战略构想及具体操作中，这成为国共两党接收东北必

9. 如应星、荣思恒（2020）的研究讨论了革 命源起 、组织发 展、干部来源、地 方 社会 力 量
等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的地理分布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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