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23年第2期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 年）

廉，2014），在分析中凸显的是城市的差异化特征给中共带来的挑战，继而
将城市接管解读为带有权宜性（contingency）的过渡策略。 这一解释路径
对中共革命和建政的组织原则理解比较单一， 很容易忽视在城市接管
中生成某些组织方式与制度逻辑的可能（符鹏，2017；于之伟，2020）。
而在另一批研究者那里，“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丰富了对城市接管
中革命政党组织运作的理解（周杰荣、毕克伟，2011；田圆，2020）。 此类
研究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接管视作共产党“胜利的困境”，着重讨
论了政党的中低层代理人与已有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 （周锡瑞，2011；
高家龙，2011）。 与之呼应，国内的近代史学者也注意到了大规模政治动
员对城市秩序的潜在破坏（李国芳，2009；吴珂，2010），并进一步提出要
将“接管”与“改造”视作一体两面的组织过程，挖掘“重大事件发生的
内在逻辑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层状态”（林超超，2011：157-162）。引入“国
家—社会”框架虽然补充了“农村—城市”秩序的二分，但对革命政党的
组织原则有很大的预设， 极容易错过对现代国家生成中政党组织运作
的考察，而直接进入对社会治理的讨论中。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北向南推进的接管是以东北地区为起点的，
相较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东北的战后接收更鲜明地
体现了共产党从战时走向建政的转折， 而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缘
政治的复杂性要超出此前对于华北、 华东和华南地区的探讨。 如前所
述， 以城市史入手的研究路径不足以揭示政党在革命与建政的连续谱
中组织运作的转化机制。 因此，本文试图引入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分析
视角，将“接管”嵌入中共组织原则及建国方略的一环，深化对这一历史
过程的社会学认知。
（二）中共建政的组织原则
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趋势加重（孔飞力，1990），军权的抬头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政治的一大特点， 革命的内涵逐渐包含了政
党、政权和军权的统合与平衡。 政党在处理党政军关系的过程中，从其
性质出发，以其纲领为基础，逐步形成了革命政权及现代国家建设的基
本策略与原则，即本文所谓的“组织原则”。
政党的组织运作一直是党史与革命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王奇生，
2001，2007，2018；黄道炫，2018，2019，2021；应星，2018a，2020a）。 同属近
代史上激进革命政党的国共两党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民党沿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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