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2008）、李侃如（Lieberthal，1980）、高峥（2019）所 作 的 研 究 视 作 该 议 题
的代表作。 虽然这三项研究跨度近三十余年，但都关心中共如何打破缺
乏城市执政经验的局面进而接管作为区域核心的城市。 4
三位研究者分别从政治秩序、社会改造、文化调适的视角分析了中
共接管广州、天津、杭州三座城市的历史。 傅高义（2008）将中共接管广
州的困境归纳为构造一种“政治主导生产”的新秩序：一方面，广州长期
远离北方权力中心，商业传统悠久，地方主义倾向根深蒂固；另一方面，
其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下。 由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行政手段强化政
治控制优先于经济现代化转型的方案。 而天津则呈现出产业与社会组
织形态上的“二分”（ bifurcated）特性：一方面是受西方外来冲击形成的
现代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本土发育的传统城市结构（Lieberthal，1980：
8）。 李侃如（Lieberthal，1980）指出，脱胎于农村根据地的激进革命路线难以
有效回应天津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因此调整了“自下而上”的
社会革命策略，转而以“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造来实现其目标。 高峥
（ 2019：237-242）的研究发现，如何处理“革命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
是中国共产党在杭州面临的基本问题， 因为杭州拥有发达的地方文化
却无革命传统。 农村革命的意识形态遭遇城市商业文化后导致的失调，
使接管的南下干部陷入治理困境。 由此，杭州城的改造和建立革命新秩
序的进程表现为革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策略性互构。 5
总体而言， 接管史研究一方面看到了接管大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
城市是共产党从农村根据地走向全面执政的转折；另一方面，其认为接
管城市给此前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带来了挑战， 是共产党需要克服的
困难。 不过，受限于“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分析视角和构建典型个案
的意图， 研究者们更为关心城市史与革命路线结合的历史时刻 （罗威
（接上页） 接管视作社会之“过渡阶段”的革命和现代化视角，以及聚焦国家与社会之关
系、组织运作等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多元主义视角（田圆，2020）。 上述研究路径的转向大
约以十年为分界。
4. 傅高义的《共产主 义下的广州：一 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李侃如 的《天
津 的革 命 与 传 统 ，1949-1952》（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 -1952）、 高 峥 的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嬗变（1949-1954）》，分别首次出版于 1969 年、1980 年、2004 年。
5. 书中以“机会主义”指称南下干部的这种策略性行为，即他们对于中央的政策并非绝
对贯彻和服从，而是抓住合适的时机来推进政治和社会改造的进程。 杭州在历史上长期
作为商业城市，政治上的支持和反对势力都很薄弱，只有机会主义才是可以在地方推行
的办法（高峥，201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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