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是政治革命路线，看重军事斗争；共产党另辟社会革命路径，重在发动
工农”（应星，2018a：12）。 因此，国民党的组织困境在于长期徘徊于“以
党治军”和“以军控党”之间，其组织原则的核心是处理党权与军权相争
的问题（王奇生，2007）。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长期处于边区割据
状态，中央与地方在对根据地的有效动员与控制上常常存在分歧，因此
组织原则以处理“集权与分权”问题为核心（应星，2020b）。由此可见，革
命道路的不同直接影响激进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
对政党组织原则的关注扩展了对两党能动性的认识。 部分研究者
通过考察政党的组织形态、 组织文化以及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来揭示
政党的组织运作机制（王奇生，2018；应星，2018b；黄 道 炫 ，2018，2019；
陈默，2021）。 另一批研究者则指出，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政党建
构其组织原则的外部条件， 国共两党应对变动的国际关系的策略也不
断刺激二者在内部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和创新 （柯伟林，2006； 杨奎松，
2012a，2012b；沈志华，2013；邹谠，2016）。
以上对政党组织原则的讨论，拓宽了建政问题的时间性维度，展露
出政党组织运作的连续性和变动性， 为突破接管史研究的权宜性视角
提供了启发。 不过，党史与革命史研究对组织原则关注的重心是革命时
期，而政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政建国，就此而言，政党由建政向建国
的过渡机制仍旧是晦暗不明的。
需要注意的是，政党组织原则中的建政向度是一个新的政治组织
维度，并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动员来揭示。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
政时打造的组织形态，在制度源流上提供了串联起帝制中国与当代中
国的线索， 这在社会学的单位制和行政发包 制 研 究 中已 经 得 到 阐 发
（路风，1993；周黎安，2014；应星，2020b）。 不过，学界既有的讨论都更
重视国家治理体制中“全国一盘棋”的一面，而未对区域间的差异予以
太多关注。 同样，大量现有的研究也较少将政党的组织原则与地区传
统联系起来。 但对于本文关注的战后接收而言，区域无疑是一个关键
因素。
事实上， 早有学者关注到东北在战后国共两党争夺中的重要地位
（汪朝光，2010）。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关注两党在该
区 域 的 战 和 决 策 及 其 对 军 事 得 失 与 国 家 命 运 的 影 响 （汪 朝 光 ，
1995，2016）； 二是考察两党对于以美苏关系为主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回

·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