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23年第2期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 年）

应如何左右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杨奎松，1999；沈志华，1994）。 就此而
言，国共两党在战后的筹划及行动，不应仅被视为在战时与冷战格局的
有限活动空间内的应对之策， 而是与各自长期执政或革命的经验密切
相关。 不过，上述研究重在讨论外在于政党的组织建设及军事力量因素
如何起作用， 国共两党在接收东北时的地缘政治和组织特性还没有得
到充分的社会学考察。 因此，将两党的战后接收与各自的组织原则及建
国方略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结构性逻辑。 对此，
引入社会学关于“组织体制”（ organizational regime）的分析，可以进一步
考察战后东北地区接收的社会学意涵。
（三）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研究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北的经济水平及产业体系在 20 世纪上半叶
得到迅速发展，但其城市和乡村皆不成“社会”，即不存在扎根于地方、
共享一定的历史或文化、高度组织化的社群。 东北的发展相当仰赖于流
动的人（关内移民）和物（外国资本的注入），呈现为块状分布的产业集
群。 换言之，近代东北的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和产业形态上的，而非国家
体制上的（姚永超，2015）。 战后接收是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改变日据东北
地区的起点。 回看 20 世纪的中国，工业化其实是国共两党建国方略的
核心关切，就此而言，东北的战后接收可视作政权建设的关键一环。 有
研究者指出，正是共产党在战后几年于东北区域内成功的组织运作，为
其建政道路的推进做了铺垫（Levine，1987）。 而理解国民党接收东北的
失败或可由此入手，在军事胜负之外，给予组织过程以更深入的理解。
如前所述， 尽管政党的组织原则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成型并趋于
稳定， 但其运作总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 受限于既有的结构性条件
（王奇生，2001；应星，2020a）。 建政的核心其实是将政党的组织原则再
植入区域制度遗产的过程， 而考虑到近代东北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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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位置， 我们特别需要在区域的地缘政治动力中理解战后接收的
体制生成过程，继而理解国共两党建政方略的区别。 对此，社会学的组
织体制研究在革命史研究之外， 带来了另一个认识接管过程的理论视
角。
所谓“组织体制”，通常指的是现代国家在产业演进的历史中，以特
定区域或行业为起点，逐渐发展出的对人、财、物进行调配与整合的主

6. 可参考 Lattimore（1932）和 Wells（2018）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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