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23年第2期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心学家为内在良知与外在行为伦理之间留下了缝隙， 为道德纲目
的多元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为“率性作圣”、以良知为驱动革新外在制度
的儒家精神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循着这一缝隙，恽代英对德性的追
求走向了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方向。 他心目中理想的人伦关系更多基于
内在意志和精神的联结，这种联结不是日常接触带来的或然性情感，而
—
是一种具有“常性”的、稳定而持久的神圣关系——秉持一种弃绝自我、
纯化私欲的“节妇之心”。 此外，这种理想人伦关系内含的平等、互惠和
普遍主义也与“社会主义伦理”十分接近。
然而，如此心态却不一定导向革命行动。 恰恰相反，它可能首先激
起内心良知对实际革命中的政治交涉、暴力和煽动的排斥，阻碍新风
尚的支持者走向激进的政党运动。 若循着心学家的传统，“内圣外王”
—
有更和平有效的方式， 即士人地方结社和乡约——借教化改变人心，
建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共同体，才是“外王”的真正意义。 相
较之下，辛亥革命式的政治革命不可能是彻底的。 对政党运动，恽代英
有一种“清流党”式的态度：他认为政党是一群追名逐利的、无品格的
乌合之众，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恽代英，2014c：261-264）。 若不事先通
过道德社团和学校培育出适合民主政治的伦理人格，作为新社会的中
流砥柱，新社会并不会在革命后到来。 辛亥革命的失败便是前车之鉴：
人心中的皇帝未除，革命便只是以“多君”取代“一君”（恽代英，2014c：
272-279）。
共产党的“群众革命”和“阶级革命”也有额外的风险：首先，群众
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若非有能力、有品格的革命家驾驭，革命容易煽
动却难以抑制， 如洪灾般带来恶性后果 （恽代英，2014c：214-219）；其
次，阶级斗争和劳工运动唤起了劳动阶级对资本家的仇恨，以及劳动阶
级为自己利益奋斗的自私心，此种“个人主义”风气的泛滥会给新政权
带来伤害（恽代英，2014c：264-272）。 因此，恽代英认为，即使在当时军
阀混战、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即使革命不可避免，应该做的不是消极的
破坏，而是积极的建设：训练具有品格与指挥能力的革命家/社会运动
家群体， 教育群众领悟群己关系的真谛， 为大同世界奠基 （恽代英，
2014c：231-250）。
只有在“内圣外王”的语境下，我们才可以理解恽代英对革命的真
正顾虑。 因此，1920 年夏，恽代英没有被陈独秀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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