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征。 他的理想图景中那种平等、互惠、普遍主义的伦理关系是不容忽视
的。 如恽代英这样的五四青年或许仍保留着明清士人的成圣追求，却已
再无先辈们那种心灵与唯一信仰紧密结合的“整全感”与“完满感”。 换
言之，五四一代已置身“世俗时代”，其心理结构发生了改变。 他们对
“向上”“超越”（ detachment）或“成圣”的追求，需要靠良知选择某种终极
价值，重建新的道德主体意识。
对恽代英来说，其理想人格从一家一户的“孝子”，转变为具有社会
性伦理的合格公民。 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如夫妻一般均是“人合”关系，这
种关系更强调内在意志与道德情感的确认， 强调个体与个体间的精神
性联系。 与基于“天合”的父子关系相比，这种道德共同体尤其需要内在
信念作为枢纽。 因此，恽代英所倡导的“社会性素养”并不是简单地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谱系中，强调“国”和“天下”的价值，而是
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了维系共同体纽带的材质。 李海燕（ 2018：294）对明
清到革命时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富有见地地指出了近代中国的“心灵革
命”与现实革命运动的关联：
革命的自我，但凡一种现代性的主体，都会难以抑制地回
溯至浪漫爱情， 因为它无法在没有一种内在性的参照下定义
自身，而这种内在性长期以来都被构念为一片广大、深邃和神
秘的情绪地带。 至于这种内部地带是由力比多、 生活力（ elan
vital）还是“人类爱”所统治，人们大可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它
在把一个人变成“自我”这一被赋予了自由、权利与行动力的
主体过程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几乎不存在任何的分歧。 革命
的主体也许会借用集体主义的词语（如“大我”或“无产阶级的
自我”）来定义他或她的“自我”，但这仍然无法脱离一个基于
情感的内部领地。
尽管在恽代英这一个案里，“自由”与“权利”的内容是模糊的，五四
青年在多大程度上奠定了个人主义与个体自由的正当性值得怀疑。 但是深
邃的“内在性”的驱动及其与德性追求的紧密关联，却是清晰可见的。

（ 接上页） 和个体主义两种可能性，但斯氏本人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极力强调个体不
可被社会吞没、社会本质上为个体而存在（关依然，2021）。 但是，严复的翻译却没有将斯
宾塞著作中个体主义的取向凸显 （史华慈，1990）， 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恽代英从
“社会有机体”譬喻中得出了“社会至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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