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23年第2期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节”，他会更怀疑自己的道德能力：
吾意我若先汝而死，不知汝哀痛何如，或汝以身殉我矣。
吾即不能以身殉汝，若更不能守此心，守此身，他日同穴，以何
面目向汝耶？ （恽代英，1981：323）
前文已提到，夫妻一方去世，另一方守节，主要是针对女性的行为
期许。 男性守义不仅与孝子传后、广嗣的职责相冲突，也会破坏夫妻之
纲，无美德可言。那么恽代英为何会模仿节妇，不仅将其视为美德，还得
到朋友的赞许呢？ 鼓励男性效仿节烈女的心态可追溯至明清两代，士人
积极搜寻民间节烈女事迹，并为之作传，意在刺激男性士人忠君为国，
矫正萎靡的士风。 他们认为，“忠臣”与“烈女”均是基于“人合”而形成
的伦理关系，故为一组对称的道德属性：
在三纲之中，唯有父子之间，有先天的连结，君臣与夫妇，
虽然亦负有维系人世秩序的责任， 却是一种后天人为建立的
人际关系。 是以海瑞认为，这两环是圣王教化最先的要务，能
够在缺乏血亲连系的“义”合状态下，实践对于尊者的忠贞的
忠臣烈女，朝廷都当大力奖赏。 （费丝言，1998：306）
明清两代烈女节妇的数量激增， 主要不是由于儒家发展出更为严
苛的义理对待女性，而是国家与地方士人配合的结果，他们希望以未受
教育的、被认为德性水平更低的性别让士人产生“情何以堪”的心理。
但真正让男性的忠贞对象转移到女性，或与明清之际的“情教”及
随后的“鸳鸯蝴蝶派”有关。 阳明心学反求诸己的“良知论”反驳了朱子
“天理外在于人欲”的观点，认为人具有一种内在道德情感去认知和感
受天理赋予人的“性”。 晚明的“情教”文学在这一哲学基础上发展起
来，他们将人的这种情感能力放大，典型的是冯梦龙的《情史》，塑造出
“以情绪上的真诚、 洋溢的热情和普世主义理想为特征的有情人”。 但
是，“情教”对“有情”的强调并非推崇一种个人式的、自由释放的热情
（ passion），而是将“情”作为“理”的补充，作为“理”与人具有有机联结的
证明———“认可了个体性与个体经验有效性的‘情’”是巩固父子、君臣、
兄弟、夫妻关系的最佳工具（李海燕，2018：40-42）。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
蝶派小说延续了这种沟通情—理的思路， 鸳鸯蝴蝶派的鼻祖吴研人更
是将“情”抬高到各人伦关系的源头位置：
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 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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