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1920 年，恽代英对守义的叙述变成了倡导“平等之义”却不能践行
的忏悔。 尽管婚后经常翻译、 撰写有关母职和男女平权的文章取悦妻
子，他在行为上却难以完全平等地对待妻子，既无法如妻子伺候自己那
样伺候对方，也无法真正尊重妻子的意愿。 难产时的刚愎自用在平权上
的意义被发掘，恽代英将此事作为警醒男性践行平权的例证。 同时，他
还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经济不独立是造成妻子悲剧的根本原因，只有摆
脱经济的附庸关系，才能实现家庭内部两性的平权（恽代英，2014b：94-
96）。 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权倡导” 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 陈清侨
（ Chan，1988）认为，对“独立女性”的倡导与男性本身的认同危机相关，
对女性权利的呼吁其实是在表达自身对自由、解放的渴望。 这一点在恽
代英“ If I were a woman”的表述中可以读出，“性别倒转”的前提正是二
者处于同样境地，那么解放女性也是将自由带给男性。 可是男性为何不
直接表达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呢？ 王政（Wang，1999）认为，在儒家传统
里，“做自己”和“表达自己”并不具有正当性，一个人不能公开宣称自
己的行为是为了自我的利益。 道德行为限定在为他人履行社会义务的
框架内，圣王并非利己，而是顺天为民。 这种张力也凸显了恽代英在践
行新性别伦理时的矛盾：若他反对贞操观、渴望解放女性，就不该再把
贞操行为转移到自己身上；若他解放自己，他的行为就再无德性价值。
因此，“守义”和“女性解放”间并不贴合，反而显示出“德性纪律”与“个
体自由”的对立。 恽代英实际上矛盾地选择了前者，将后者作为附丽。
可以看到，“守义”的内涵经历了几次扩充，而这种扩充恰与恽代英
道德认知的发展并行。 一开始私人化的、与妻子直接相关的情感及罪感
的内容逐渐变少，扩充的部分囊括了戒除淫欲、修身淑世和践行平权等
部分。这些新添加的主要是他对“理想自我”的道德要求，不特别关乎妻
子这一具体对象。 妻子逐渐成为更大群体（女性、地位低者、弱者、妻
子）的化身（ embodiment）或符号，而脱离了“葆秀”与恽代英之间的个体
关系。 因此，恽代英后来的“修德”处理的是他与这些群体的关系，也就
是他相 对于 这 些 群 体 的“角 色 义务 ”（男 性、君 子 、地 位 高 者 、丈 夫）问
题。 换言之，他面临的问题逐渐成了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关系，理想
自我的形象由群体间关系定义，“守义” 愈发变成达到高洁“新我状态”
的自我内部战争。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19 年 2 月，他忘记了葆秀去世
一周年忌日， 并作此记录：“自省， 于葆秀忌日未免太忽视， 有愧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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