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到如“功过格”一般为善恶行为量化赋值（为善则加分，行恶则减分并处
以罚金）的严苛方式，并与朋友组成有规过功能的道德社团，相互劝谏
砥砺，去恶存善。 然而，妻子下葬两日后，他在日记中反省道：
昨似有不清洁事，在梦中不甚清晰，此皆脑筋不甚清洁所
致。 以后当以高尚思想及睡前不思想，力矫此弊。 不然，何颜立
于人世？ 且何颜于死后见葆秀之面乎？ 特书于此，使人知我为
卑鄙龌龊之人也。 （恽代英，1981：339）
从这条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 恽代英不仅对白天的思想进行监督
和反省，还将梦境纳入管理的范畴。 夜梦中潜意识的、非行为的不洁之
事未被豁免“自我责任”，反而与司管理智和意志的“脑筋”相联，成为
“脑筋不甚清洁” 的标志。 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矫正这种“弊
病”，否则便为不合格之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理细微：若不
能保持思想的“清洁”“高尚”，就会堕入“卑鄙龌龊”，两个极端之间似
乎并不存在过多的回旋余地。 而且，夜梦中不贞洁的念头首先不是愧对
亡妻，而是达不到对“人”的要求。
那么， 这一系列对德性的理解和修身功夫是否有文化渊源？ 在1918
年 6 月的日记中，恽代英曾摘录曾国藩日记中的话：“古人言，昼课妻子
夜课梦寐，梦中吾总乏一种好意味，盖犹未免为乡人也”（恽代英，1981：
408）。 他曾在日记中表达对阳明学的服膺，并阅读梁启超以心学为主要
资源写就的《德育鉴》和袁黄撰写的《了凡四训》。 袁氏的功过格曾成为
明清时代民间士子的“圣书”， 并受到心学泰州学派的推崇 （包筠雅，
1999）。 阳明学尤其注重分辨“乡愿”与“君子”，从原理上讲，这是因为
他们将道德评判的标准从外在行为规范转向了内在道德意志。 王阳明
（ 2008：170）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本真的良知没有一刻不
内在于人，只是被妄念和私欲所遮蔽。 因此，“致知”的功夫不在于向外
求“宇宙万物之理”，而是反求诸己，恢复孩提般爱敬之心，顺应本真意
志自然地去恶存善。 反过来说，外在道德准则只是良知的“发用流行”，
良知才是外在行为善恶是非的根本尺度（王阳明，2008：237）。“乡愿”的
问题恰在于表面上遵循孝悌、忠信、礼义的道德规范，实质上却包藏“好
名”与“媚世”之心，于是外在良好行为成了“自欺欺人”。 真正的君子可
能是偏离中庸之道的狂者和狷者，“圣人无名”， 不以世俗的评价为转
移，只遵从良知的指引。 晚明心学士人尤其重视辩论“狂狷与乡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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