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为， 道德社团结合个人改造与团体改造的思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
体解决方案产生了共鸣；另外，集体性自省和对团体纪律的强调则为列
宁式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打下了基础。 然而，恽代英走向革命的历程并不
那么顺利，他在入党之前有近两年的时间对革命存有疑虑，因此继续进
行他的教育、结社活动，并未如大多数早期中共领导人那样迅速在五四
后成为党的同路人。这一点是他区别于一般“建党知识分子”的特殊性。
有不少研究注意到恽代英的特殊性，勾勒出一个儒家式的、温和、
另类的五四知识分子形象。 恽代英自幼拥有异于常人的严格道德纪律
（如坚持写修身日记、结社省过等），并且有如“苦行僧”一般的外在形
象 ，因 此 有“革 命 圣 人 ”“党 内 甘 地 ” 之 誉 。 邓 军（ 2012，2016）、 徐 霞 翔
（ 2017a，2017b，2018）将这种“道德严格主义”追溯到宋明理学“克己经
世”的思想及其修身理念。 除了旧学传统外，恽代英对基督教青年会和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收也被研究者所关注（狭间直树，1989）。 然而，无
论 是 追 溯“新 学 ”还 是“旧学 ”，恽 代 英 都 被 呈 现 为 一 个 偏 温 和 保 守 的
“另类新青年”形象，这让我们更加困惑，为何一个强调修身克己的道德
结社倡导者会走向激进的社会革命。 对此，邓军（2016）给出的解释是，
以“良知”为纽带的道德社团的组织失败促使恽代英重视主义的组织力
量，在几种主义中，他最终慎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尽管此文是极具
启发性的，但论及恽代英如何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疑虑时，这种解
释却稍显不足，似乎暗示他的思想困惑在历经一段时间的“心理痛苦”
后自动消失：“可以推测这里有一个艰难的理性与情感上自我说服的过
程。 一直以来，恽代英便是一个行动胜于思虑的人。 既然马克思主义有
值得尝试之处，那么便学习起来吧！ ”这种解释的背后是思想史对五四
知识分子激进化现象的“心理学”式理解，认为知识分子脱离了儒家传
统塑造的价值世界之后，陷入一种价值真空造成的“烦闷”，这使得他们
在情感上渴望一种同样无所不包的价值体系，因此纷纷在五四的“礼学
革命”后接受各种“主义”（王 汎森，2018a；许纪霖，2020）。 然而，这种解
释可能会夸大五四知识分子激进化现象中的“非反思性”成分，难以把
握他们为革命行为赋予的理由（reason），阻碍我们真正进入革命者的心
灵世界。
理解恽代英从一个继承了一定传统资源的五四青年转变为革命者
的意义在于理解儒家中国在近现代的革命转化， 从理解新政体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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