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举证程序中， 法律程序的理性判断反过来也成为市民所认可的规范来
源。 市民自身参与法律的过程不同于家产制臣民的恭顺关系和封臣的
个 人 效 忠 关 系———这 两 种 是 依 托 于 传 统 和 个 人 忠 诚 的 支 配 服 从 关
系——而建立了以理性法律程序为基础的规范。 这一“法律规范”意味
—
着一种针对具体事务的、就事论事的讲求程序的规范性要素，为“正当
性信仰”的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然，这一“就事论事”的特征促成法
律规范进一步接近韦伯（2010c：1032）所谓的“法律理性化”目标：“法律
是一套理性的技术装置，可以不断根据权宜考虑进行改造，而且没有任
何神性内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特征所支撑的规范性要素展现
出了对任何尊重这一规范的秩序（即使是权威主义的）的开放性，如韦
伯提到的英国城市与国王之间的状态就能证明这一点。 44 因此，本文通
过韦伯的《城市》所厘定的“ 非正当性支配”可表述为一种有着面向自身
的“规范性要素”的“ 去支配化”秩序，这种秩序选择性地不关注“权威
主义命令权”，同时也背离了与之相关的既有“正当性信仰”。 那么，它
自身所带的具有中世纪西方特质的规范性要素———“就事论事”的法律
实践规范，能否更好地解决“正当性危机”呢？
前文提到，韦伯自己所提的解决“正当性危机”的路径是以超凡魅
力支配为基础的，超凡魅力支配的两种演变形式———“程式化”和“沿着
反权威（民主）方向的变革”（下文简称“民主化”）———在某种程度上也
呈现出了整合上述三者的可能性，然而下文将提到，这两种演变的整合
路径仍具有局限性，而“非正当性支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超凡
魅力支配”的“程式化”意味着，把只在初生状态下或者非常情势中活跃
的“超凡魅力支配”转化为拥有恒定关系的日常程式结构的过程（韦伯，
2009a，2010c）。 这个过程直接展现的是短暂的、不稳定的、激进的支配
结构试图通过转型而获得稳定性的需求， 这一需求更突出地表现在当
超凡魅力的个人消失和继承问题出现之时。 从这一点看，韦伯的三种支
配类型中，只有“超凡魅力支配”可能发生“程式化”，且程式化的结果
是向其他两种支配类型转化：“它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 而是要么形成

44. 英国城市是一种寡头政治的模式，城市显贵的特权（经济和法律）来源于国王或领主
的授权。 王室行政权并没有中断，但国王缺乏自己的官僚机器。 英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军
事力量弱，财政力量强。 王室行政必须依赖与显贵阶层的合作，国王通过中央议会进行
统治，城市显贵通过中央议会保障自己的权力（韦伯，2010c：1441-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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