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23年第2期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视为一个漫长且多样化的过程：“从欢呼通过超凡魅力领袖就任到民众
选举，这项发展（民主化）会出现在极为多样的文化阶段上，其中任何理
性的、摆脱情绪化影响的进步都必定会促进这种转变”。 即使是韦伯更
为青睐的西方，其民主也才充其量发展到代议制这一阶段，且这种代议
制与真正意义上的反权威式的民主仍有距离。
从韦伯对待民主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超凡魅力支配” 的这一
演变尽管试图关联“权威主义命令权”和“正当性信仰”，但后者最终仍
需依靠超凡魅力者来完成。从自下而上的反权威结构来看，“民主化”并
未带来一个实质上稳定的支配秩序，它只是在形式上制衡“超凡魅力领
袖”的同时仍服从超凡魅力者的命令和意志，它并不能缓和“超凡魅力
支配”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颠覆，甚至强化了这种风险。 与之相比，“非
正当性支配”尽管在自下而上的反权威结构上类似于民主制，但它强调
了“日常需求”，且采取了更为有秩序和理性的、就事论事的法律实践规
范作为其表达方式，因而并未无条件服从于“权威主义命令权”。
与“程式化”和“民主化”相比，我们发现，以西方城市为核心对象的
“非正当性支配”在与城市内部“权力集中趋势”的对抗中，试图调和自下
而上的“正当性信仰”“权威主义命令权”及“日常需求”三者，以实现稳定
的城市秩序。 西方特质的“非正当性支配”以就事论事的法律实践所持有
的规范性要素为核心， 而以强调日常需求的市民工商业群体为载体，在
突破原有“正当性信仰”和“权威主义命令权”的同时提供了新的调和二
者的可能。 这或可作为一条具有西方特质的解决“正当性危机”的路径。
六、 结论与讨论

祛魅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政治“恶”的独立性法则的兴起以现代官僚
制为制度支撑。这一制度若放在“正当性支配”的框架下则表现为“权威
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失衡，前者的扩张压制了后者，
使得秩序难以稳定维系，从而产生“正当性危机”。 更为棘手的是，在真
实的政治实践中，“正当性危机”的解决不仅需要考虑自下而上的“正当
性信仰”的整合，还需要兼顾“日常需求”所对应的常规经济生活秩序的
正常运转。 韦伯研究中以“西方中世纪城市”为内容的“非正当性支配”
概念同时涉及“自下而上”的视角和“日常需求”两者，因此成为本文的
主要考察对象。 通过对韦伯城市研究类型学式的梳理，本文发现，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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