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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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3·2
纪西方城市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并没有给城市的独立性造成障碍, 且支
撑了一个通过工商业劳动进入城市获得经济利益的市民群体。 这些群
体以其“生产者”身份,培养了反思的、理性的生活工作风格,在此基础
上其政治诉求并没有转向对“权威主义命令权”的争夺,而是期待既有
的“正当性支配”不干涉其经济利益。 在城市内部“支配趋势”和“去支
配化”秩序诉求的张力中,城市通过“人民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专门保护
市民经济权益的秩序, 且通过参与法律的过程为这种经济权益的平等
化提供了标准。“人民革命”通过建立法律规范的方式,有选择性地忽略
了对“权威主义命令权”的关注,这种选择性的忽略其实是对权力秩序
的开放: 任何能够保障这些就事论事的法律实践规范的支配者都可以
获得稳定的秩序。 由此,中世纪城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同时背离“权威
主义命令权”(去支配化)和“正当性信仰”(非恭顺忠诚伦理)的“非正
当性支配”。
“非正当性支配”的建立并不像正当性支配的“程式化”过程那样将
“权威主义命令权”和“日常需求”二者统一来强调对物质利益的关切,
也不像超凡魅力的“民主化”过于重视对既有秩序的反对而忽略了日常
需求。 韦伯的“非正当性支配”最大的意义是提供了如下的视角:解决
“正当性危机”的途径固然需要从被支配者的“正当性信仰”入手,但这
一“信仰”的满足可能是以对“去支配化”的“日常需求”的满足而实现
的。 这样或许能更好地兼顾“正当性信仰”与“日常需求”两个要素。“日
常需求”之所以能够上升为对“正当性”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正
当性信仰”本身的转型,它突破了此前维系某种传统的习俗和不容反思
的忠诚信仰,将以理性的法律举证程序为核心的“就事论事”的规范性
要素纳入“信仰”内。 46 正当性信仰在这一接纳过程中的转型成功连接
并调和了“权威主义命令权”的“支配秩序”和“日常需求”所对应的“去
支配化”秩序之间的张力,从而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秩序整合。
除了中世纪城市研究,这种对“就事论事”的实践规范的重视也体
现在韦伯对领袖的责任伦理的强调中。 韦伯意识到,如果领袖仅仅从信
46. 尽 管 这 种 转 型 有 点 类 似 于 韦 伯 所 论 述 的 以 法 律 为 正 当 性 要 素 的 支 配(legale
Herrschaft),然而本文更为重视的是,“就事论事”的实践规范如何将“去支配化”的日常
需求整合进支配体系,以调和“正当性危机”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以法律为正当性要素
的支配也仅仅是实现“就事论事”的实践规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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