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纪西方城市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并没有给城市的独立性造成障碍， 且支
撑了一个通过工商业劳动进入城市获得经济利益的市民群体。 这些群
体以其“生产者”身份，培养了反思的、理性的生活工作风格，在此基础
上其政治诉求并没有转向对“权威主义命令权”的争夺，而是期待既有
的“正当性支配”不干涉其经济利益。 在城市内部“支配趋势”和“去支
配化”秩序诉求的张力中，城市通过“人民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专门保护
市民经济权益的秩序， 且通过参与法律的过程为这种经济权益的平等
化提供了标准。“人民革命”通过建立法律规范的方式，有选择性地忽略
了对“权威主义命令权”的关注，这种选择性的忽略其实是对权力秩序
的开放： 任何能够保障这些就事论事的法律实践规范的支配者都可以
获得稳定的秩序。 由此，中世纪城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同时背离“权威
主义命令权”（去支配化）和“正当性信仰”（非恭顺忠诚伦理）的“非正
当性支配”。
“非正当性支配”的建立并不像正当性支配的“程式化”过程那样将
“权威主义命令权”和“日常需求”二者统一来强调对物质利益的关切，
也不像超凡魅力的“民主化”过于重视对既有秩序的反对而忽略了日常
需求。 韦伯的“非正当性支配”最大的意义是提供了如下的视角：解决
“正当性危机”的途径固然需要从被支配者的“正当性信仰”入手，但这
一“信仰”的满足可能是以对“去支配化”的“日常需求”的满足而实现
的。 这样或许能更好地兼顾“正当性信仰”与“日常需求”两个要素。“日
常需求”之所以能够上升为对“正当性”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正
当性信仰”本身的转型，它突破了此前维系某种传统的习俗和不容反思
的忠诚信仰，将以理性的法律举证程序为核心的“就事论事”的规范性
要素纳入“信仰”内。 46 正当性信仰在这一接纳过程中的转型成功连接
并调和了“权威主义命令权”的“支配秩序”和“日常需求”所对应的“去
支配化”秩序之间的张力，从而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秩序整合。
除了中世纪城市研究，这种对“就事论事”的实践规范的重视也体
现在韦伯对领袖的责任伦理的强调中。 韦伯意识到，如果领袖仅仅从信

46. 尽 管 这 种 转 型 有 点 类 似 于 韦 伯 所 论 述 的 以 法 律 为 正 当 性 要 素 的 支 配（legale
Herrschaft），然而本文更为重视的是，“就事论事”的实践规范如何将“去支配化”的日常
需求整合进支配体系，以调和“正当性危机”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以法律为正当性要素
的支配也仅仅是实现“就事论事”的实践规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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